哈里斯感到一阵寒意。他加入MI6远东站不过三年，此前处理的更多是商业情报和针对日本人的有限侦察，像“南洋解放阵线”这样神秘、坚韧且难以捉摸的对手，他前所未遇。“那……我们该如何应对，长官？”
卡文迪什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一个上锁的抽屉，取出一份封面印着“绝密·鼹鼠”字样的蓝色文件夹。他的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击着，仿佛在下一个重大的决心。“启动‘鼹鼠’计划。这是我们去年就草拟、但一直犹豫是否实施的长期潜伏方案。”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寥寥数页的纲领性文件和一些候选人的基本资料。“挑选绝对可靠、背景干净得像一张白纸的华人或欧亚混血儿——最好是父母双亡、社会关系简单、对现有秩序有不满但未表露的年轻人。在锡兰或者澳大利亚的秘密基地，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不仅是间谍技巧、无线电操作、密码、格斗、跟踪与反跟踪，还要深入学习他们的理论、口号、组织方式，甚至要能模仿他们的思维方式。然后，我们会为他们精心制造全新的、经得起最严格审查的身份和经历，设法让他们‘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出现在那些反抗组织活跃的地区，通过参加游行、被捕入狱（我们会安排）、接触同情者等途径，设法让他们被吸收，甚至主动‘投奔’。我们需要的是能够长期潜伏、像真正的钉子一样楔入他们内部，最终接触到核心决策圈或关键渠道的‘鼹鼠’。这需要时间，可能三年，可能五年，甚至更久，但这是挖出他们根子的唯一办法。”
他合上文件夹，眼中闪过一丝近乎冷酷的决心：“同时，我会向伦敦申请，增调最新的无线电侦测和定位设备，特别是移动测向车和更强大的固定监听站。我不信他们的电台能永远像幽灵一样不留痕迹。经济层面，我们要联合海峡殖民地政府和各大银行，追查所有可疑的、非正常的资金流动，特别是那些与已知的同情者或边缘组织有关的华侨商号账户，一旦有确凿证据，立即冻结。要打击他们，就必须打击他们的财政基础，让他们缺血。政治层面，继续向暹罗、缅甸等周边政府施压，切断他们可能的陆路通道和外交掩护。哈里斯，这场战争，已经不再仅仅是在街头和丛林里了。它更多地发生在电波里、账本上和人心的暗处。我们必须适应，而且要比他们更聪明、更有耐心。”
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总督府那栋沉闷的殖民风格建筑深处，情报处的办公室弥漫着陈年文件、劣质雪茄和焦虑汗水混合的怪异气味。一月中的热带午后，窗外的阳光白得刺眼，但室内却因为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的转动而显得闷热粘腻。
处长范德林登，一个身材已经开始发福、头顶微秃、脸色常年因肝火过旺而泛红的中年男人，正对着几名下属咆哮，他面前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地发来的令人沮丧的报告。“监控？你们管这叫监控？”他抓起一份来自苏门答腊的报告摔在桌上，“南方军委的宣传册在棉兰的码头工人宿舍里像报纸一样公开流传！而我们的线人告诉我们，那些负责散发的人就像地里的老鼠，一有动静就钻得无影无踪！还有那些秘密电台信号，今天在爪哇，明天可能就到了苏拉威西，我们的设备只能大概知道信号来自某个群岛方向，具体是哪个岛？哪个镇？天知道！”
一名下属抹了抹额头的汗，嗫嚅道：“处长，我们的人手严重不足，预算也被削减了。每个探员要负责的区域太大，本地辅助警察……很多不可靠，甚至暗中向那些反抗者通风报信。我们抓到的，大多确实是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散发传单的学生、在种植园里鼓动罢工的低级组织者。那些真正的头目，那些制定策略、分配资金、联络外界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更麻烦的是……”他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我们内部……警察局、甚至军队里，似乎也有同情者，或者被收买的人。有些行动，我们刚一部署，对方似乎就有所察觉。”
“叛徒！蛀虫！”范德林登一拳砸在桌子上，墨水瓶都跳了起来，“加强内部审查！立刻！对所有接触敏感信息的人员，重新进行背景调查，特别是那些本地出生的、有华人或土着血统的！他们的社交圈子、经济状况、平时的言论，都要查！宁可错疑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但他吼出这些话时，自己心里也充满了无力感。在这片殖民地上，种族间的隔阂与敌意如同流淌的岩浆，社会的普遍不满就像干燥的森林，忠诚对很多每月领着微薄薪水、还要面对白人上司歧视的本地雇员和下级警察来说，确实是奢侈品。高压能带来表面的服从，但无法换来真正的情报。
他喘着粗气，解开紧勒着脖子的领扣，走到墙边那张巨大的、标注着无数红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地图前。星星点点的红色，代表着已发现的反抗活动或疑似南方军委影响的区域，从苏门答腊到爪哇，从加里曼丹到西里伯斯，几乎遍布主要岛屿，像一种正在扩散的皮肤病。“向海牙发加急电报，”他最终疲惫地说，声音低了下来，“不是例行报告，是求援！告诉他们，这里的情报战线濒临崩溃。我们需要钱，需要最新的密码破译专家——我们的密码员还在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方法对付这些现代密码！需要至少三台先进的、可以安装在汽车上的无线电侦测定位系统！还需要可靠的、受过反间谍训练的人！如果他们还想保住东印度，就不能再吝啬那几个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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