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你说，十年后的我们，还会这样坐在江边吗？”

“会吧。”我看着对岸的灯火，“可能那时候尘尘已经不在了，我们又养了别的猫。你可能还在画画，我可能还在写字。可能我们已经搬了家，但一定还会回玉林西路吃蹄花，来锦江边散步。”

她沉默了一会儿：“十年后……我就三十六了。”

“我也三十六。”我笑，“刚好中年危机。”

“你会中年危机吗？”

“可能会。”我想了想，“可能会突然想买摩托车，或者辞职去西藏。”

“那我怎么办？”

“你跟我一起去啊。”我握住她的手，“你画画，我写游记。尘尘的孙子可以当旅伴。”

她笑了，眼睛在夜色里亮亮的：“听起来不错。”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远处有轮船驶过，汽笛声悠长。江面泛起涟漪，倒映的灯火碎成更细的光点。

“走吧。”她站起身，“有点凉了。”

我们沿着江边慢慢往回走。雨完全停了，空气里有湿润的泥土和植物的气味。经过一个老旧的报刊亭，居然还亮着灯。

“还在营业？”苏芷惊讶。

“进去看看？”

报刊亭很小，堆满了杂志和报纸。老板是个戴老花镜的老人，正在看一本泛黄的《读者》。看见我们，他抬起头：“随便看。”

架子上大多是过期的杂志，还有各种地图、明信片。苏芷被角落的一摞旧书吸引了，蹲下来翻看。

“都是回收的，”老板说，“有些挺好的书，年轻人不要了，我就捡回来。”

苏芷翻出一本八十年代出版的《成都掌故》，封面已经磨损，但内页完好。她眼睛一亮：“这个……”

“喜欢就拿去。”老板很爽快，“五块钱。”

“太便宜了吧？”我拿出手机准备扫码。

“书的价值不在价钱。”老人摆摆手，“在有人读。放我这儿也是落灰。”

最终我们买了三本旧书——《成都掌故》、《川菜杂谈》和一本八十年代的《四川画报》。老板用旧报纸仔细包好，递给我们时说了句：“年轻人多看书，少看手机。”

走出报刊亭，苏芷抱着书，像得了宝贝的孩子。

“高兴了？”我问。

“嗯。”她点头，“没想到还能找到这种老书。”

“那老板人挺好。”

“是啊。”她回头看了一眼，报刊亭的灯在夜色里像一盏小小的灯塔，“在这个时代还守着报刊亭的人……一定很爱书吧。”

回到家已经十点。尘尘在门口迎接，蹭着我们的腿。苏芷把旧书放在茶几上，迫不及待地翻开《成都掌故》。

“你看，”她指着一页，“这里写的玉林西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我凑过去看。泛黄的书页上，是手绘的街道图，旁边配有文字描述。那是八十年代的玉林，没有咖啡馆，没有酒吧，有的是国营副食店、裁缝铺和自行车修理摊。

“变化真大。”我感慨。

“但有些东西没变。”她翻到另一页，“你看，这里写‘夏夜，居民常聚于街头纳凉，摆竹椅，摇蒲扇，话家常’——现在不也一样吗？只是竹椅换成了塑料凳，蒲扇换成了小风扇。”

我看着她专注的侧脸，灯光照在她头发上，镀上一层柔和的暖色。这一刻的她，不像白天那个在项目会议上据理力争的专业人士，更像大学时在图书馆角落看书的女学生——纯粹，专注，眼里有光。

“苏芷。”我轻声叫她。

“嗯？”她没抬头。

“我突然觉得，”我说，“我们现在做的社区项目，跟这本书很像。”

她终于抬起头，看着我。

“都是在记录，”我继续说，“记录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东西。你的壁画在记录社区的记忆，这本书在记录城市的记忆。而我们……”我顿了顿，“我们在记录我们的记忆。”

她愣住了，然后慢慢笑了。

“林小白，”她说，“你有时候会说很聪明的话。”

“只是有时候？”

“大部分时候挺笨的。”她合上书，靠进沙发里，“但刚才这句，很聪明。”

我笑了，起身去厨房热了两杯牛奶。端出来时，她已经在翻那本《四川画报》，里面有很多老照片——八十年代的春熙路，九十年代的锦里，还有更早的人民南路。

“这张……”她指着一张黑白照片，“是我爷爷那辈人吧。”

照片上是六十年代的成都，人们穿着朴素的衣服，骑着自行车，背景是低矮的平房。但每个人脸上都有笑容，那种简单的、满足的笑容。

“时代变了，”我坐下，递给她一杯牛奶，“但人想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有饭吃，有家住，有人爱。”

“嗯。”她接过牛奶，小口喝着，“所以‘烟火人间’这个词真好。烟火是日常，人间是温暖。加起来，就是生活本身。”

我们喝着牛奶，翻着旧书，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尘尘跳上沙发，挤在我们中间，好奇地嗅着旧书的味道。

十一点，我们洗漱上床。关了灯，房间里只有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苏芷背对着我，我习惯性地搂住她的腰。

“林小白。”她在黑暗里说。

“嗯？”

“今天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陪我去散步，谢谢陪我买旧书，谢谢……所有。”

我吻了吻她的后颈：“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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