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国到厂保卫科报到，是六月底的事。

调令是市公安局下的，理由写得冠冕堂皇——“加强军工企业内部安全保卫工作”。

这话听着正经，放在文件上也挑不出毛病。

真正的原因，没写在纸上。

上级收到线报，这一片的军工系统里可能有漏洞。

什么漏洞，线报没说。

只给了四个字。

注意异常。

孙建国三十八岁，在市局刑侦科干了十一年，办过命案，蹲过窝点，跟踪嫌疑人最长的一次，连续盯了十九天。

十九天是什么概念？

人都快盯成路边电线杆了，嫌疑人放个屁，他都能猜出早饭吃没吃红薯。

调到厂里来之前，他以为军工厂的保卫工作，无非就是看看大门，查查出入证，防防小偷小摸，再顺手调解一下工人家属吵架。

来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红星厂不是普通厂。

这地方有铁皮屋顶，有红砖墙，有灰扑扑的大烟囱。

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端着搪瓷缸子去食堂打饭。

表面上和别的国营厂没什么区别。

可这里造的是枪，是炮，是国家攥在手里的硬东西。

普通厂丢一袋水泥，顶多厂长拍桌子骂娘。

军工厂丢一个参数，外面也许就有人拍桌子庆祝。

报到第一天，孙建国没有急着去各车间转悠，也没有摆新官上任那三把火。

他先把厂里近三年的保卫档案要了出来。

档案柜锁着，钥匙在前任保卫科长手里。

前任姓周，五十二岁，上个月刚退。

走之前把钥匙交到厂办，厂办又转给了他。

孙建国拿到钥匙，打开档案柜的时候，还以为会看到厚厚一摞材料。

结果柜门一开，他差点以为自己开错了地方。

档案很薄。

三年，一共记了十七起事件。

十二起是职工之间打架斗殴。

三起是家属区丢东西。

一起是外单位人员未经登记进入厂区。

还有一起是——

孙建国在这一页停了很久。

“1973年11月，三车间成品库房门锁被撬，经检查未发现物品丢失。”

门锁被撬。

地点是成品库房。

结果是没丢东西。

处理结果：更换门锁，加强夜间巡逻。

就完了。

没有现场勘查记录。

没有痕迹提取。

没有嫌疑人排查。

没有询问笔录。

一个军工厂的成品库房被撬了锁，保卫科的处理，跟居委会处理丢鸡差不多。

鸡丢了还得问问隔壁王婶有没有看见黄鼠狼。

这可是成品库房。

孙建国盯着那页纸，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几下。

他干刑侦这么多年，最怕的不是坏人聪明。

坏人聪明，至少还有迹可循。

最怕的是自己人糊涂。

糊涂起来，能把筛子当铁桶用，还挺自豪。

孙建国把这份档案单独抽出来，锁进了自己的抽屉。

接着，他开始做一件没人要求他做、但他觉得必须做的事。

摸底。

不是摸技术的底。

他不懂枪管淬火，也不懂膛线加工，更不知道陈衡那个少年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他要摸的是人的底。

一个月下来，他把全厂四百六十七名在册职工的基本情况过了一遍。

军工厂的人事档案比一般企业详细。

每个人的籍贯、家庭成分、社会关系、入厂时间、岗位变动，都有记录。

孙建国一份一份地看。

白天看。

晚上看。

看得眼睛发酸，看得茶缸子里的茶叶都泡成了烂菜叶。

整整三个星期后，他从里面挑出了九个人。

不是说这九个人一定有问题。

而是这九个人的档案里，有“不太对劲”的地方。

有的是社会关系栏里某个亲属的信息前后矛盾。

有的是入厂前那段经历写得含糊。

有的纯粹是他的直觉。

干了十一年刑侦养出来的直觉。

这东西听起来玄乎，其实一点也不玄。

鬼见得多了，半夜有人披白床单从墙根下过，就不会只当他是去晒被子。

九个人里，有七个在进一步核实之后被排除。

剩下两个，他继续盯着。

其中一个，就是李大全。

李大全，男，三十四岁，1966年从省城机械厂调入，分在热处理车间，操作淬火炉。

档案上的履历干干净净。

三代贫农。

本人初中文化。

入厂八年，没犯过纪律。

每年评语都是那几句：工作认真，团结同志，服从安排。

这种评语孙建国看得太多了。

写谁都差不多，换个名字就能接着用，比食堂大锅菜还省事。

孙建国最初注意到李大全，不是因为档案。

是因为一双鞋。

七月初的一天中午，孙建国在食堂排队打饭。

他排在李大全后面。

无意间低头一看，李大全脚上穿了一双回力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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