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吃了三个包子，一碗稀饭。

陈德厚吃了四个。

父子俩坐在食堂角落，谁也没说话。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皮厚馅少，但热乎。这年头能在食堂吃到猪肉馅的包子，已经算厂里难得的好伙食了。

吃完饭，陈德厚去了车间。

陈衡说今天身体还有点乏，想在家歇半天。

陈德厚看了他一眼，没多问，点点头走了。

这一眼里有审视，有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刻意的克制。陈德厚不是看不出儿子有事，只是不习惯追着问。他的办法一向笨拙：先问一句，给人留个开口的地方；对方不说，他便不逼，只在旁边多留一只眼睛。

陈衡回到家，反锁了门。

把枕头下面的笔记本抽出来。翻到第八行那个问号的后面，空了两行。

然后他坐在床沿上，盯着那张空白页，整整坐了十五分钟。

不是在发呆。

是在做一道选择题。

前世的他，被一辆两吨重的货车撞翻在哈尔滨的路边。

躺在零下二十三度的地面上，看着一个人走过来。不慌不忙，蹲下身，从他手里抽走了装着核心方案的公文包。

他什么都做不了。七分钟。整整七分钟，他躺在雪地里，等救护车。

那七分钟里，他最先惦记的是公文包和方案，后来只能一遍遍数自己的心跳。

真正意识到另一件事，是他从ICU醒来以后。

从货车撞过来，到那个人弯腰拿走公文包，他身上没有任何能够形成威慑、为自己争取时间的东西。哪怕口袋里真有一把水果刀，也未必改变得了那次结果。

可“没有胜算”和“毫无还手之力”，终究不是一回事。

后来，押运车里一声爆炸。那次连七分钟都没给他。

一个为国家设计了三型制式步枪的人，从头到尾，手无寸铁。

荒诞吗？荒诞。

但这就是现实。前世的他，和许多搞科研的人一样，总觉得武器是交给别人使用的东西，直到威胁先一步落到自己身上。

陈衡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三个字。

护身符。

笔画很重，几乎要透过纸背。横平竖直，一笔一划，写得不像字，倒像在刻碑。

这三个字他想了很久。不是今天才想的，是从醒过来那天就开始想的。从他确认自己还活着——或者说，换了一种方式活着——的那一刻起，这个念头就像一根刺扎在脑子里。

拔不掉。

他把笔记本平放在膝盖上，翻到新的一页。

拿起那根铅笔。铅笔是红星厂发的，笔杆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已经磨得只剩“人民”两个字了。铅芯偏软，大概是2B的，画线条还行，标注尺寸会糊。

凑合用吧。

他开始画。

第一条线落下去的时候，手腕没有任何犹豫。

这不是灵感迸发，这是蓄谋已久。

一把枪的设计，从来不是从枪管开始的。

是从使用场景开始的。

谁用？不是战士。不是特工。是科研人员。是那些整天跟图纸、车床、实验数据打交道的人。他们不会有系统的射击训练，不会有专业的战术素养，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没摸过枪。

但他们可能在某一天，毫无征兆地，成为靶子。

就像前世的他自己。

所以这把枪的第一要素不是火力，不是射程，不是穿透力。

是简单。

简单到一个从没碰过枪的工程师，在遇袭的瞬间，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掏枪、指向和开火。

两秒。

从确认危险到打出第一发，目标控制在两秒以内。这不是对使用者的承诺，而是他给设计设下的约束：不能增加多余步骤，不能要求人在惊恐中完成精细操作。

能少一步，就必须少一步。

多一秒都是奢侈。

铅笔在纸上移动。线条干净利落，没有一根多余的。

枪型轮廓逐渐成形——很小。

比他熟悉的国内常见制式手枪都要小上一圈。全长不超过一百三十毫米。全重控制在四百克以内。

候选口径——他写下一个数字：5.8毫米。

这个口径在这个年代的国内还没有现成体系。陈衡记得前世积累下来的弹道和终点效能数据，但记得不等于现在就能造出来。弹药来源、膛压匹配、材料强度和加工能力，全都要重新验证。

于是他在数字旁边补了两个字：候选。

他继续画。

枪管短，自由枪机原理，内置击针。省掉一切不必要的零件。

没有外置保险——采用握把保险加扳机保险的双保险设计。目标是在非射击状态下尽可能降低误击发风险，同时把危急时刻的操作压缩到最少。

他不打算在这把枪上炫技。

任何复杂的机构都意味着多一个故障点，多一秒操作时间，多一分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可能性。而这把枪的使用者，承受不起任何“掉链子”。

弹匣容量：6发。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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