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没有窗户。

不是没有开窗的地方，是有人专门把窗框用木板钉死了，从外面看，和别的民居没有区别。

屋子里点了一盏台灯，灯泡是25瓦的，光圈打到桌面上，桌面外就是暗的。

墙上挂着一张地图。

军用地形图，比例尺1:，江南省的那一带。红星厂的位置用红笔圈了六七次，纸面已经皱了，最里圈都快磨破了。

桌上摆着三张照片。

第一张，陈衡在靶场的侧影。焦距没对准，有些虚，但轮廓看得出来——身材偏瘦，右手持枪，站姿平稳，不是第一次摸枪的样子。

第二张，陈衡从办公楼走出来的正面照。头低着，手里拿着一卷图纸。拍照的人应该在对面楼的二层，角度偏高，把他的顶发拍得很清楚。

第三张是远景，厂门口，背后是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字认不清，人却站得笔直，走路的步子很快。

三张照片并排，照片旁边压着一份文件。牛皮纸封面，右上角贴着一个红色标签，写着“绝密”两个字，标签边缘已经翘起来了。

坐在中间的人翻开文件，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速度不快，每翻一页都用食指按住，看完了再翻下去。

最后一页，打字机打出来的字，字距略宽，油墨稍淡。

“评估结论：目标威胁等级——最高。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予以清除。”

下面三个签名，笔迹都不一样，但都很草，草到几乎看不出在写什么字。

坐在中间的人把文件翻回到前几页，没合上。

“他修复了车床。”他说，声音放得很低，“然后是步枪，然后是那把手枪。现在还有炮。他一个初中生，修车床，搞步枪，设计手枪，做到了。这说明什么？”

没有人接话。

“说明那个脑子里装的东西，不是学来的。”他把文件合上，“至少不是那个年代能学到的。”

坐在左边的人开口：“能策反吗？”

中间的人没有立刻回答。他把三张照片归拢了一下，摞在一起，放到文件上面。

“家庭背景太干净。父亲是党员、厂主任、转业军人，根子在那儿。本人……”他停了一下，“本人没有明显弱点，我们找过。”

左边的人说：“他住过院。那是个机会。”

“没接上。他进去的时候太快，我们的人还没到位，他已经出院了。”

右边的人把文件拿过去，翻到中间夹着的那张活动轨迹图，推到桌中央。

图上用细线标了几个点——厂区、家属区、县城火车站，连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三角形以外，几乎没有轨迹。

“他不出厂。”右边的人说，“这半年，出过厂区的记录，三次。一次进城买零件，一次去县医院，一次进京鉴定，全程都有人跟着。”

中间的人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用拇指在红星厂的那个圈上按了按。

“厂里的人呢？”

左边的人说：“有。代号，不是我们主动发展的，是他自己找上来的。级别低，接触不到核心。”

“让他往核心靠。”

“怎么靠？”

“他自己想办法。”中间的人回到椅子前，没坐下，把手按在椅背上，“告诉他，我们要两样东西——目标的日程表，和活动路线。拿不到这两样，他后面那些事，我们不管了。”

左边的人在本子上写了什么，写完撕下来，叠了两下揣进口袋。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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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人把三张照片拿起来，走到墙边。

墙上已经钉了一排，有穿军装的，有穿白大褂的，有戴眼镜拿公文包的。每张照片下面都用黑笔写着几个字——代号，不是真名。

他把陈衡的照片用图钉钉上去。

最右边，最新的一张。

也是最年轻的一张——照片上那个人，低着头，脚步很快，走路还带着点少年气。不知道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他退后两步，看了一眼，没说话，关了台灯，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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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的下午，红星厂对面的山坡上。

山坡上有一片稀疏的杂树，落叶的季节，树枝挡不住多少视线。一个人趴在其中一棵枯树后面，上身贴着地，用望远镜对准山下的厂区。

镜头扫过大门、围墙、烟囱，最后落在办公楼上。

二楼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灯亮着，窗帘没拉严，留着一道缝，从这个角度，能看见窗帘里有个人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能站老长时间。

望远镜里，那个人影的轮廓定格了大约四十秒。

然后山坡上的人把望远镜收起来，侧着身子从坡上滑下去，落脚在一条干涸的水沟里，弓着腰走了，没走大路，走的是田埂背面，一直走到远处树丛里的一辆自行车旁边才直起腰。

车把上挂了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两个红薯，还有一把韭菜，韭菜叶子已经蔫了。

他把自行车推上土路，骑上去，往县城方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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