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已经完全升起，金色的阳光铺满了整个村庄。远处田野里，已经有人开始干活了。更远处，通往镇上的土路在晨光中蜿蜒，路的尽头，是未知，也是希望。

他把了把车头，加快了蹬车的节奏。

到村口碰到了同样去镇里的张老汉，他的车后绑着两筐新鲜的毛豆。

“正良，这么早去镇上？”张老汉认得他，招呼了一声。

“嗯，去办点事。”徐正良应着。篓里的甲鱼和黄鳝很安静，只偶尔有细微的响动。

“哟，这是……”张老汉眼睛尖，瞥见了鱼篓缝隙里露出的甲鱼背甲。

“抓了点野物，想去看看能不能换点钱。”徐正良没遮掩，但也没细说。

张老汉“哦”了一声，没再多问，边骑边和徐正良聊起了今年的收成。徐正良站在一旁，目光望向土路尽头。

骑在路上，两旁的稻田绿油油一片，早稻已经抽穗，在晨风里泛起细浪。偶尔经过村庄，能看到土墙瓦房，炊烟袅袅升起，偶尔还能碰到几条狗，会追着自行车跑一阵，大声地吠叫。

徐正良一边骑一边和张老汉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心里却想着接下来的事。

按前世模糊的记忆，这时候的镇卫生院管理还不严，门口常有人摆摊卖鸡蛋、红糖、麦乳精这些营养品，病人家属也会在那里转悠，寻找给病人补身体的东西。

如果能在那里卖掉最好，卖不掉，再去国营饭店碰碰运气。

骑了约莫三十分钟，就到了镇子。青石板铺的街道不宽，两旁是砖木结构的房子，门面多是杂货店、布店、铁匠铺。街上已经有人走动，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响，偶尔有拖拉机“突突”开过，留下一股黑烟。

徐正良凭着记忆骑到了镇卫生院，把车停在了边上。

卫生院是栋两层楼的砖房，灰扑扑的，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牌：“斗门镇卫生院”。院子不大，水泥地面裂了好几道缝，墙角长着杂草。

正如他所料，门口一侧已经聚了几个人。一个老太太蹲在地上，面前摆放着个小竹篮，里面是十几个鸡蛋，用红纸垫着。一个中年男人靠在墙边，脚下放着一罐麦乳精和一包红糖，用报纸包着。

徐正良找了个不显眼的角落，把鱼篓放下，掀开盖子。他没像其他人那样吆喝，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

晨光越来越亮，卫生院里开始有人进出。有捂着肚子的，有搀扶着老人的，有抱着孩子的，脸色多是焦灼。偶尔有人朝门口这些“小摊”瞥一眼，匆匆走过。

过了约莫一刻钟，一个五十来岁、穿着灰色涤纶衬衫的女人从卫生院里走出来，眉头紧锁，在门口张望了一下，目光扫过卖鸡蛋的老太太，扫过卖麦乳精的中年男人，最后落在了徐正良的鱼篓上。

她迟疑了一下，走了过来。

“这是……甲鱼？”她问，声音有些哑。

“嗯，野生的，早上刚抓的。”徐正良把篓盖完全打开，让女人看清楚。

女人蹲下身，扒拉了一下鱼篓，仔细看了看那两只甲鱼。甲鱼似乎感觉到动静，爪子动了动，背甲在晨光下泛着墨绿的光。

“怎么卖？”女人抬头问。

“甲鱼两块八一斤，黄鳝一块一。”徐正良报了价，比市场价略高，但比前世记忆里卫生院门口的价格低一些。

女人没还价，只是问：“能称一下吗？这只小一点的。”

“行。”徐正良从鱼篓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杆小秤——这是从家里翻出来的旧秤，秤砣都锈了，但还能用。

他用草绳穿过甲鱼后腿，挂上秤钩。秤杆翘起，他移动秤砣，最后停在了八两的星子上。

“八两，高高的。”他说。

女人点点头，又看了看那几条黄鳝：“黄鳝也给我来两条，要大的。”

徐正良挑了两条最肥的，一称，九两。

“甲鱼八两，2块2毛4，黄鳝九两，9毛9，总共3块2毛3。您一共给3块2就行。”徐正良心算很快。

女人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个手帕包，打开，里面是一叠零钱。她数出3块2钱递给徐正良。

徐正良捏着手里的3块2毛钱，纸币还带着体温。

这是重生后挣到的第一笔“大钱”。

鱼篓里还剩一只大甲鱼和两斤多的黄鳝。他想了想，决定骑车去国营饭店看看。

国营饭店在镇中心，是栋三层楼的砖房，比卫生院气派多了。

门口挂着招牌，红底白字：“斗门镇国营饭店”。玻璃门擦得亮堂，能看见里面摆着四方桌、长条凳，已经有两桌客人在吃早饭。

徐正良没从正门直接进去，而是绕到侧面。那里有个小门，门开着，能看见里面是厨房的后院，堆着煤球、蔬菜筐，一个穿着白围裙的胖师傅正在杀鱼。

“师傅，麻烦问一下。”徐正良站在门口，客气地问，“咱们饭店需要野生的甲鱼黄鳝吗？早上刚抓的。”

刘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手里的鱼篓：“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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