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多，他停在一个中年妇女的摊位前。摊位不大，但收拾得整整齐齐，衣服叠得有棱有角，挂着的几件样品都用塑料袋套着，防尘。女人四十来岁，短发，圆脸，说话不紧不慢，带着点温州口音。

徐正良拿起一件衬衫，翻来覆去地看。针脚均匀，领口挺括，扣子缝得结实。他又看了看裤子和外套，做工都不错。

“老板，这衬衫怎么批？”他问。

“三块四。”女人头也不抬，在算账。

徐正良心里一动——同样的质量，旁边几家都报三块六、三块七，她报三块四。但他没表现出来，故意说高了：“三块五行不？”

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你是头一回来吧？三块四就是三块四，你说三块五我还能不卖给你？”

徐正良也笑了：“大姐眼尖。我确实是头一回来，不太懂规矩。”

“看你就是。”女人放下笔，打量了他一眼，“头一回进货，别贪多。先少进点，回去卖卖看，好卖再来。你是哪儿的？”

“绍兴那边。”

“绍兴好地方啊。”女人站起来，从货架上拿下几件衣服，摊在台面上，“这几款在你们那边应该好卖。颜色素净，不花哨，年纪大的年纪轻的都能穿。你看看这个领子，这个做工，跟旁边那些不是一个档次。”

徐正良一件件看过去，越看越满意。他又挑了几件女式外套和童装，凑了五十件衬衫、三十条裤子、二十件外套。

“就这些，算算多少钱。”

女人噼里啪啦一算：“衬衫五十件，三块四一件，一百七。裤子三十条，三块八一条，一百一十四。外套二十件，六块一件，一百二。总共四百零四。头一回做生意，给你抹个零，四百。”

徐正良心里算了算，比预算多了二十块，但还在承受范围内。他没有立刻掏钱，又问了一句：“林姐，这批货要是卖得好，我下次来还能便宜不？”

“那得看你拿多少。”林姐说，“下次拿得多，我给你再降一毛。”

“那退换货呢？万一有质量问题的？”

“小毛病你自己处理，大毛病你带来，我给你换。”林姐说得干脆，“做生意讲诚信，不是一锤子买卖。”

徐正良点了点头。他在心里把这两天的观察和比较过了一遍——这家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人也实在。

“行，四百。”

他找了个角落，解开内衣口袋的线，数出四百块钱。手指捏着钞票，有点舍不得——这是他两个多月攒下的家底，是运输队一车一车石子拉出来的血汗钱。但他咬了咬牙，递了过去。

林姐接过钱，数了两遍，塞进腰包。然后帮他把衣服叠好，装进两个大蛇皮袋，又用塑料绳捆结实。

“老板，下次再来。我姓林，叫我林姐就行。你拿我的名片，下次来直接找我，价格好商量。”

“好嘞，林姐。”徐正良接过名片，小心地塞进内衣口袋，和钱、平安符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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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着两个蛇皮袋，徐正良往车站走。两个蛇皮袋加起来将近一百斤，扛在肩上沉甸甸的，但他心里踏实。

在车站门口，他碰见一个也是来进货的绍兴老乡，三十来岁，姓陈，柯桥人，进了一箱袜子。

“你进这么多，不怕卖不掉？”那人看着他的蛇皮袋，有些担心。

“怕。”徐正良说，“但不试试怎么知道？我看质量蛮好，和供销社的差不多，卖的便宜点，应该没问题。卖不掉就自己穿，穿不完送亲戚。”

那人笑了：“还是你想的明白。”

下午两点多，火车到了绍兴。徐正良扛着蛇皮袋出站，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他找了辆三轮车，花了两块钱拉到长途汽车站。

从县城坐汽车回镇上，再从镇上骑车回村。到村口时，天已经快黑了。村口的狗叫了几声，认出是他，又安静了。

远远地，他看见自家院子的灯还亮着。那盏灯在黑暗中格外显眼，像一只眼睛，等着他回来。

王文娟听见动静，从屋里跑出来。看见他扛着两个大袋子，赶紧接过来：“累坏了吧？快进屋，饭热着呢。”

徐正良把袋子放下，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浑身像散了架。他的肩膀被蛇皮袋勒出两道红印，手掌磨出了水泡。

“都进了啥？”王文娟好奇地打开袋子，一件件往外拿。衬衫、裤子、外套——花花绿绿，摆了一桌子。她拿起一件衬衫，在身上比了比，眼睛亮了：“这料子真好，比供销社卖的还细。”

“那是。”徐正良喝了口水，“三块四进的，供销社卖八块。”

“这么多！”王文娟又拿起一条裤子，“得花多少钱？”

“四百。”徐正良说。

王文娟的手顿了一下，但很快又笑了：“四百就四百，卖了就回来了。吃饭，先吃饭。”

徐正良端起饭碗，呼噜呼噜扒了几口。红烧肉、炒青菜、一碗蛋花汤，都是他爱吃的。他忽然放下筷子，看着王文娟：“文娟，你说这些东西，能卖出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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