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文帝捉拿周勃，还是景帝捉拿周亚夫，都并非是因为皇帝的一句交代，而是在完整、健全的法律程序之后，才被批准施行的司法事件。

具体到周亚夫，虽然其死因是景帝刘启担心将来，周亚夫会欺压自己的继任者，但对外，景帝刘启也给出了一个证据确凿，且绝无‘欲加之罪’嫌疑的罪名。

——私藏甲胄，意图不轨！

而周亚夫这样一个天下闻名的大人物，突然因为‘谋逆’而被弄死，天下人自然就会去深究其中的内由。

按照后世人的普世价值，在周亚夫身死这件事上，很容易就能找到主要责任人：周亚夫的弟弟，周勃的第三子儿子，周坚。

这个逻辑很容易就能理清：要不是周亚夫的弟弟私藏管制军械，那即便景帝刘启有心治罪，也会师出无名。

顺着这个逻辑，很容易就能得出这样的猜测：在周亚夫死后，他弟弟应该是愧疚不已，还很有可能被天下人指为‘条侯死亡的罪魁祸首’？

错了。

周坚非但没有因为私藏甲胄，导致周亚夫死亡而蒙受千夫所指，反而借着此事，成就了一番仁义之名！

周亚夫一生无子，所以按照‘长兄如父’的传统，本该由周亚夫之子操办的葬礼，自然就降到了周亚夫的弟弟，绛武侯周勃第三子周坚身上。

而周坚为了让兄长在死后，能在地府过的更体面一些，不惜私藏甲胄，打算作为兄长死后的陪葬品。

这样的行为，在汉室非但不会引来‘要不是你，周亚夫怎么会死’这样的批评，反而会为周坚，披上一层‘重情重义’‘兄友弟恭’的正面光环。

原因很简单：单论周亚夫的身后事，周坚在其中扮演的。是本该操办周亚夫后事的‘儿子’的角色。

既然是儿子-父亲之间的关系，在汉室便永远绕不开一个字：孝。

一个儿子究竟是不是个好儿子，乃至于究竟是不是个‘好人’，在汉室都能简单粗暴的通过‘孝不孝顺’，而得到一个天下人都普遍接受的结论：一个孝顺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去！

反之，则是一个不孝的人，再怎么做好事，也是‘金玉其外，败愫其内。

而周坚作为周亚夫的弟弟，在周亚夫没有后人去操办身后事的情况下，主动出来为兄长操办丧葬之事，这就已经是‘家庭和睦’‘兄弟情深’的道德典范了。

至于周坚私藏甲胄，导致周亚夫间接死亡的行为，更是会被认为：周坚为了长兄在地府能过的体面，不惜触犯法律，也要给长兄置办好后事！

就这样，一个在后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景象，出现在了汉室天下。

——周坚私藏甲胄，周亚夫背锅死去，周坚非但没有蒙受千夫所指，反而成为了道德楷模！

在周亚夫死后一年，周坚甚至被景帝刘启以‘存亡续断’的名义，重新封为了平曲侯，以继承绛侯一脉的侯爵。

说到这里，就不难看出：为什么汉室臭名昭着的厚葬之风，能在华夏历史上传延数千年之久；即便到了新时代，都依旧为人们所忌惮了。

——不厚葬先人，在华夏绝大多数时代，是直接与‘不孝’划等号的！

就算是在后世的新时代，‘某某人剑葬父母先人，被乡邻戳脊梁骨’的传闻也屡见不鲜，就更别提‘孝大于天’，甚至‘孝大于法’的汉室了。

久而久之，厚葬之风便自然地成为了社会主流。

汉人恐惧死后的日子过不好，就极力要求后人：在我死后，一定要给我好好办葬礼，可千万不能让我在冥槽地府受苦啊？

而孝子贤孙出于孝顺，亦或是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很孝顺’，就只能竭尽所能的将逝世先祖风光大葬，以免受到社会普行道德观念的谴责。

甚至出于‘侍死如奉生’的理论依据，将家族的大半家财，用在某一位先祖的丧葬之事上。

而汉人在散尽家财厚葬先祖的同时，又出于本能的恐惧，而希望自己的后人也能像自己一样，竭尽所能的把自己的后事办的漂亮一些。

那之后的一切，就是必然的了。

既然是侍死如奉生，那跟房子差不多大小的陵墓，算是最基本的了吧？

房子有了，那生前喜爱、常用的东西，是不也得陪葬点？

如果是文官，那自然要买来几片经典残卷，作为陪葬品；即便是武将，也大有‘以兵书残卷作为陪葬’的可操作性。

就这样，数之不尽的古华夏思想经典，被一个个王公贵族带入了坟墓。

除了书籍因陪葬而失传之外，厚葬之风最让人所不能接受的一点，便是以金陪葬。

——住的房子有了，喜欢、常用的东西也陪葬了，那先祖在地府，不得准备点钱财傍身，以防不测？

就这样，数之不尽的黄金，在华夏历史上被埋入黄土，平白便宜了后世的摸金校尉们。

可以说：房子大小的墓室，一定量的书籍及黄金，已经是汉室广为流传的‘陪葬三件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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