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像《宗定伯》、《新死鬼》两篇都是鬼欲吓人反被人欺的故事情节。

前者使人忍俊不禁，后者读来更另有一番风味。

《新死鬼》叙述一个形疲瘦顿的新死鬼，饥饿难耐，巧逢死及二十年的友人肥胖健硕，于是向其讨教如何才能够吃得饱，友人告诉他“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

然而，新死鬼奔赴两家都没成功，反倒被利用，推磨碾谷，筋疲力尽。

这样的故事情节，以鬼的两次上当，幽默地写尽了鬼怪异类的莽撞、不自量力，凸显了人的智慧与自信。

至唐代，这类小说有牛僧孺的《元无有》等。

《元无有》篇幅简短、语言清新，有六朝志怪的风格，而其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小说题名‘元无有’。

这表明唐时小说家已经深刻认识到小说的虚构性质，从中可见唐代小说与六朝小说的区别。

此正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所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文中写四个短陋之人在赋诗联句：“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为子发”。

“嘉宾良会清夜时，辉煌灯烛我能持”。

“清冷之泉俟朝汲，难能可贵绠相牵常出入”。

“爨薪贮小常煎熬，充他腹口我为劳”。

诗句清新雅致不溢言表，然而，文末却一语道破此四人只不过是故杵、烛台、水桶、破铛四怪。

这种结尾方式，让读者读后即会慧心一笑，在素朴诗句与杵、烛台、桶、铛的强烈反差触发之下顿生滑稽、幽默之感。

其文似在纪实：记录故杵、烛台、水桶、破铛四怪幻化为人的奇妙之事，然已超出六朝鬼怪故事的旧制。

这一点，从四怪赋诗“以纪其平生之事”便能了然。

小说形制的成熟，愈加彰显作者审丑能力的提升。

另有唐代李玫的《浮梁张令》。

小说刻画了一个贪财的人张令、一个饿鬼“黄衣使者”。

鬼性鄙陋，而人之卑劣更甚；鬼亦如人市侩，人亦如鬼丑恶。

存活于世意味着人终不能幸免落入现世“琐、烦”的丑域之中，或受制于钱财，或听命于情感，等到摆脱生存之丑，生命即将耗尽时，命运带给人的又是一种让人“畏惧”死亡丑。

《浮梁张令》带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种思考：人，无论贵贱，一生皆奔波、挣扎着从现世丑境最终趋于命运尽头之大丑之界。

有人能够洞悟这一事实，有人却陷入泥泽不能自拔，被命运摆布得像只愚笨的玩偶，众生之相滑稽可笑，正如小说中“张令”，一生贪敛钱财，却也在贪财的死神面前，最终因吝啬而丧命。

呈幽默之趣的鬼怪小说的特点是：幽默之中寄批判，讽刺之间尽诙谐。这是其突出的审丑特点。

何以有此？“明代陈元之在《西游记序》中说道：‘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也。”

“委蛇大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以类以明意。”

“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矣，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也。’”

“这就是说，用俳谐的笔法乃是作者揭露现实的方法之一，是沉痛已极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是大有深意的。”

包括作者在叙事方式上一反传统模式，创造了一种怪诞的反逻辑的叙事形式，姿意放任现实感受，为了说明某种哲理而随意驱遣人物，感情跳跃无端。

想像漫无边际，人物间、事件间的因果关系突兀无逻辑，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继承性被完全打破。

小说中的主人公可以随意出入于天堂地狱，往来于古今之间。

亦可以随意做常人不能之事，说常人不敢说的话，对古往今来人世间的各种丑行、恶为给予尖刻的批判、辛辣的讽刺，并通过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幽默传达出来的。

利用鬼怪讽刺世事，并有意制造出一些笑料，达到讽刺寓于幽默的效果。

这一点渐渐地成了后世神魔小说的一大特色，比如《封神演义》、《西游记》。

于此，鬼怪小说的审丑风格愈近于其成熟期——“讽刺类”，即鬼怪小说彰显出离经叛道的批判格调，其审丑价值、意义愈益显露、重大起来。

还有就是讽刺类的鬼怪小说。

讽刺类鬼怪小说不是鬼怪小说的全部，但也是鬼怪小说中比重较大的一部分，它与爱情类鬼怪小说一起，撑起了鬼怪小说的门面。

讽刺类的鬼怪小说是作者审丑意识自觉、成熟的表现，作家有意置丑，在对丑的津津乐道之中。

不仅宣泄了人生遭遇的不幸和生存必需的缺失，更凸显了社会责任感的稀有、社会现实的黑暗、官场政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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