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三国演义》的道德悲剧的话，罗贯中在艺术地表现三国历史的时候，把满腔热情倾注于失败的刘备集团一边，这主要不是他的正统思想在起作用，而是他的道德标准在起作用。

他把刘备集团当作仁义之师，而把曹操集团作为恶德的渊薮。于是，仁义等伦理观念与奸诈邪恶的人格对抗，便构成作品主要的悲剧冲突。

刘备是仁君，诸葛亮是贤相，关羽是义士，他们“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集中在自己身上”，体现了封建社会人民向往的人格理想及作者的道德观念。

像这样以榜样力量和道德感召团结起来的仁义之师，当他们与邪恶势力及严酷命运抗争时，应该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刘备集团失败了，理想人格毁灭了。

曾经寄予希望的，都一败涂地;曾经着力颂扬的，都最终覆亡。这样难以接受的结局，使人们心理失去平衡，也引发人们去思考、去探索造成悲剧的原因何在。

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历史颠倒的悲剧，在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离理想的尧舜时代，离强盛的秦汉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作者探究道德悲剧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三国人物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产生的人性与人格的分裂。

可以说小说中刘备是“仁君”的典范。

作者把不符合“仁君”形象的史实如“怒鞭督邮”等情节作了改动(从刘备身上移植到张飞身上)。

把一切符合仁君品德的故事加以渲染扩大，加以集中。

作为“仁君”的刘备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待人以宽，爱民如子。

推行仁政，与民同甘共苦，躬行仁义，胸怀大志。

这一切集中反映了道德性文化的“德治主义”思想。

但是现实与理想是矛盾的，现实中政治斗争又是残酷的。

刘备想要求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施展图王霸业的手段。

在许田射猎时，为了不暴露自己，不仅劝关羽不要杀欺君的曹操，而且还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

挑拨曹操杀掉吕布，至于夺荆州，攻四川，逐刘璋，更不符合宽仁礼让的原则。

刘备的理想是行“仁道”，现实却要行“霸道”，所以，对于刘备，作者“欲状其长厚而似伪”，刘备的仁君形象在道德人格上是分裂的。

而诸葛亮是“贤相”的典范。在《三国演义》里，他既是智慧的化身，又是道德的化身，诸葛亮最初居隆中。

“隆中对”中他已经明察天下大势。

出山之后，表现出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百折不挠，英勇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没有个人野心，却有统一天下之志，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的是一种对事业的无比执着，无比忠贞的理想人格。

作者在三个层次上表现了诸葛亮悲剧的一生。

首先是才德之间的矛盾。诸葛亮的前期，遇到刘备这样一个明主，使他作为军师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刘备死后，他遇到了刘禅这样的昏君，使他丧失了事业可望有成的机会。

刘备托孤时曾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

诸葛亮绝不会取刘禅而代之，诸葛亮尽力维护道德人格。

之后才是统一大业。其次是奉献与索取的矛盾。

诸葛亮把尽忠奉献作为生命的终极目的，不计其他。

为了蜀汉事业他无私奉献，南征北战。

可是，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奉献的道德价值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第三层次是人事与天命之间的矛盾。

诸葛亮出山之前，已知天命不可违，但是为了申明大义于天下，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他还是出山，为蜀汉事业殚精竭虑，耗尽毕生的精力。

于是在天命的支配下，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终难成功，就拿他与司马懿之争来看，在剑阁木门，诸葛亮埋伏人马，“欲射一马，误中一獐”，射死大将张合，司马懿却跑了。

火烧上方谷，司马懿父子眼看命丧大火，突然一阵倾盆大雨把火浇灭。

这些虚构的情节，表现了“天不佐汉”，而孔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有一种“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壮美。

关羽是义的化身，毛氏父子的评改本，更是用一个士人文学家的笔墨，精心虚构了从桃园结义、古城聚义到义释曹操、义释黄忠等一个个故事，从而塑造出了义的多重内涵。

桃园结义时，从誓词中便体现出刘、关、张结义的双重内涵，其一，是作为结拜兄弟，要同生共死。

其二，则是报国安民，扶助汉室。

尤为深刻的是，小说创设的华容释操情节，给关羽一个忠义难两全的情境，再次深化了义的文化内涵。

像是在华容道上，关羽面对失败逃亡的曹操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呢，古城会一段，在关羽和曹操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似敌似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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