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的水，入了秋，颜色愈发沉了，像泡了多年的陈茶。民国二十年的日头，晒在人身上，也少了些暖意，多了点说不清的、黏糊糊的凉。

陈渡从河里上来，把船缆在码头的老木桩上拴死。他脱下湿透的粗布褂子，露出精悍的、被水泡得有些发白的脊背，上面交错着些旧年月的浅疤。他拧干褂子上的水，搭在船篷上晾着，动作不疾不徐，和十几年前他爹教他时一个样。只是眉眼间，那点子少年人的活气，早被河水淘洗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运河一般的沉静。

他拎起搁在船头的一个布包，里面是今日的工钱——替下游白家镇一个淹死的老渔公做了趟法事。包不大，掂在手里，比往年同样的活计，轻了些。

沿着青石板路往家走，街面比往常冷清。几家铺子早早卸了板，没卸板的，掌柜也多在柜台后打着盹，没什么精神。码头扛包的力夫三五成群蹲在墙角，等着那许久才来一趟的货船，眼神空落落的。

快到家门口，看见邻居李妈正扯着嗓子，跟挑担卖菜的侉子争讲。

“前几日还三个铜子一斤，今日就五个了？你咋不去抢！”

那侉子苦着一张脸：“李嬷嬷，不是俺心黑，是米价涨得吓人哩！俺这菜，也是从城外地里辛苦弄来的，本钱也高了啊！”

陈渡没停脚，径直推开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院子里，秀姑正蹲在井台边淘米。阿青蹲在一旁，拿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着新学的字。看见陈渡回来，阿青抬起头，喊了声“哥”，又低下头继续写。秀姑站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脸上带着惯常的温顺笑意，接过陈渡手里的布包。

“回来了？灶上温着水，去擦把脸。”

陈渡“嗯”了一声，把布包递过去时，手指无意间碰到秀姑的指尖，冰凉。

秀姑拿着布包进了屋。陈渡走到水缸边，舀了瓢水，胡乱抹了把脸。水珠顺着他下颌的线条往下淌，滴在青石板上，很快洇开一小片湿痕。

屋里，秀姑已经打开了布包，把里面的铜元倒在桌上，一个个数着。数完了，她没说话，只是把铜元拢在一起，放进墙角一个上了锁的小木匣里。那匣子，看着比前些年空了不少。

陈渡走到桌边坐下。秀姑给他倒了碗凉茶，轻声说：“米缸快见底了。下午我去杂货铺王掌柜那儿看看。”

陈渡端起碗，喝了一口，没接话。目光落在院子里。阿青还在写字，写的像是“人”字，一撇一捺，很用力。

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有些哑：“王掌柜那儿……价钱怎么样？”

秀姑垂下眼，整理着并不凌乱的桌面：“前几日问过，又涨了些。洋火、洋布，但凡是带个‘洋’字的，都一天一个价。”她顿了顿，像是自言自语，“这往后，怕是连盐都要掂量着吃了。”

屋里一时沉默下来。只有院子里阿青树枝划地的沙沙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李妈还在争讲的嗓音。

陈渡看着秀姑。她才三十出头，鬓角却已有了几丝刺眼的白。记得刚成亲那会儿，她眼神亮得像浸了水的黑葡萄，如今那光还在，只是上面像蒙了一层擦不掉的薄尘。

“爹，娘，我回来了。”

一个半大小子一阵风似的卷进门，是陈安。他今年十四，个头窜得快，眉眼间有了些陈渡年轻时的影子，但更活泛，像匹拴不住的小马驹。他额上带着汗，手里攥着本书，脸上红扑扑的。

秀姑忙迎上去，替他拍打身上的灰：“跑这一头汗，去哪儿野了？”

“没野，”陈安把书放下，端起他爹喝剩的半碗凉茶，咕咚咕咚灌下去，“在学堂看书呢。”

陈渡看了儿子一眼，没说什么。他认得那书，不是学堂里发的正经课本，封面上写着《新青年》，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

秀姑去灶间张罗晚饭。陈安凑到阿青旁边，看她写字。

“嘿，写得不错嘛。”陈安拿起树枝，在旁边也写了个“人”字，比阿青的更大，更张扬，“人，要像这样，顶天立地！”

阿青仰头看着哥哥，眼睛里有点崇拜的光。

晚饭摆上桌。一碟咸菜，一盆稀粥，几个杂面馍馍。粥很稀，能照见人影。秀姑给陈渡盛了满满一碗，又给陈安盛了扎实的一碗，轮到她自己和阿青，那粥就浅了下去。

陈安正说得起劲，讲学堂里先生说的“民权”、“救国”，声音清亮。陈渡默默喝着粥，嚼着馍，像往常一样沉默。

忽然，陈安压低了声音，带着点神秘和兴奋：“爹，娘，你们知道吗？北边，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先生说了，这是奇耻大辱，咱们要……”

“吃饭。”陈渡打断他，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头落进水里，打断了陈安后面的话。

陈安愣了一下，有些不服，还想再说。

陈渡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平静无波，却让陈安后面的话卡在了喉咙里。陈渡拿起筷子，用尾端，在陈安的碗边上，轻轻敲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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