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舍内，油灯昏黄而温暖的光晕笼罩着相对而坐的师生二人。空气中弥漫着粗茶的清香与旧书卷特有的墨香，混合着窗外飘入的泥土与草木气息，营造出一种远离庙堂喧嚣、纯粹而安宁的氛围。然而，这份温馨的“昔日师生情”氛围，并未让年轻的皇帝扶苏沉溺其中，忘却此行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作为一位勤于政事、且内心深处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君主，他的内心积攒了太多在实际治理庞大帝国的过程中遇到的、难以在朝堂之上与那些或心怀鬼胎、或固守成见、或明哲保身的群臣深入探讨的困惑与挣扎。而眼前这位经验无比丰富、智慧深邃如海、且已彻底脱离权力漩涡、无任何利益牵绊的“仲父”李斯，无疑是他倾诉内心疑虑、寻求真知灼见的最佳对象。

于是，在跳动的灯火映照下，扶苏轻轻放下茶杯，神色变得庄重而诚恳，终于开始了此行真正的核心——“帝请教治国之惑”。

他的第一个困惑，直指帝国庞大官僚机器运转的核心矛盾，关乎中央集权与地方效能、律令威严与官吏活力的艰难平衡。他微微前倾身体，坦诚地诉说着亲政以来的切身感受，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寻求突破的渴望：

“仲父，朕自登基以来，夙兴夜寐，不敢有丝毫懈怠，一心推行您与先帝奠定的仁政之基，宽省刑狱，轻徭薄赋，力求与民休息。朝中诸公，如蒙毅、冯劫等，亦多为忠心体国、才干出众之士，朕心甚慰。然……有时朕深觉无奈，许多深思熟虑、旨在利国惠民的良法美意，自中枢颁布，诏书煌煌，一旦传至各郡县，其效往往大打折扣，犹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或因地方官吏理解偏差、执行不力，阳奉阴违；或因各地情势千差万别，难以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以致良法在某些地方反而成为扰民之政。”

他顿了顿，眉头微蹙，继续道出更深层的两难：“朕若为此加强督察，效仿先帝早年，设绣衣直指，严惩渎职懈怠之吏，又恐……重蹈先帝晚年吏治过于严苛之覆辙。使得百官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因小过获罪，遇事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层层推诿，失了主动任事之心。这‘宽’与‘严’之间，‘放权’与‘收权’之度，究竟该如何把握，方能恰到好处？如何既能确保朝廷威令畅通无阻，政令如臂使指，又不至扼杀地方官吏的活力与创造性，使他们敢于因地制宜，勇于任事？”

这个问题，可谓切中帝国治理的肯綮，道出了所有有志于有所作为的君主都会面临的核心难题。李斯静静地听着，浑浊却依旧锐利的眼眸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布满老年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粗糙的柏木案几上轻轻划动，仿佛在勾勒无形的帝国版图。他并未急于给出一个现成的、具体的答案，而是如同一位引导弟子思考的导师，缓缓开口，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层面：

“陛下此问，可谓切中帝国万千机枢之要害。昔年商君变法，立木取信，其核心在于‘法令必行’，树立朝廷绝对权威。然，法令之行，除其本身需公正严明、顺应时势外，亦需深切考量‘执行之人’的能力、品性与处境，以及‘施行之地’的千差万别。如同高明治病的良医，需先望闻问切，查明病根，是律令本身不合时宜，脱离实际？是执行官吏能力不济，无法领会朝廷深意？是其私心作祟，阳奉阴违？还是各地民情、地理、经济差异巨大，难以一概而论？需辨明症结所在，方能对症下药，而非一味加重药剂。”

他话锋微转，触及平衡之道：“至于宽严之度，收放之衡，本非一成不变之死法。老臣以为，或可在明晰的律令框架之内，予地方确有才干、忠心可靠的能吏一定‘便宜行事’之权，责其以最终治理之‘实效’为导向，而非刻板遵循条文。同时，强化监察体系，其目的不应仅仅是寻弊惩处，更重在‘纠偏导正’，考察地方官吏是否真正领会朝廷政令之‘本意’与‘精神’，是否做到‘因地制宜’，将好事办好。核心关键在于，需使天下百官明晓，陛下所求者，非是刻板遵循字句，乃是‘为国为民’之最终实效。此导向一旦深入人心，则宽严之尺度，收放之分寸，各级官吏自会在此原则下，用心揣摩，谨慎把握。”

扶苏凝神静听，手指轻轻敲击着膝盖，眼中闪过明悟之色，缓缓点头：“仲父之意，朕明白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拿捏，存乎一心。关键在于建立清晰的规则和明确的导向，而非事无巨细的干预。是朕有时过于心急了。”

接着，扶苏又提出了第二个让他隐隐忧虑的问题，关乎人才选用与朝堂之上初现端倪的党争苗头。“科举与荐举并行之制，确为良法，使更多寒门才俊得以脱颖而出，为国效力。然，朕近来察觉，朝堂之上，渐有以地域同乡、师承门第、或政见相近而隐隐聚合，相互呼应之迹象。虽目下尚未成气候，彼此攻讦亦不显，然朕心深处，实感忧虑。历朝历代，党争之祸，足以败坏朝纲，倾覆社稷。若放任不管，恐尾大不掉；若强行压制，一概斥为结党，又恐堵塞言路，寒了天下士人之心，使忠贞之士亦不敢相交。仲父当年位居中枢，历经风雨，是如何看待与处置此类苗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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