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夏天，空气里弥漫着不一样的气息。收音机里天天播报着“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在靠山屯激起层层涟漪。

小花拿着报纸，跑到知青点找沈言，眼睛亮得像星星：“沈言哥，你看！能考大学了！你肯定能考上，你学问那么好！”

沈言接过报纸，指尖抚过“恢复高考”四个字，心里泛起一阵波澜。他想起四九城的学堂，想起母亲盼他考功名的眼神，那些尘封的记忆像老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

“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考啥。”他笑了笑，把报纸还给小花，“你年轻，该试试。”

“我？”小花脸一红，低下头，“我才识几个字，哪能行。”

“咋不行？”沈言拍了拍她的肩膀，“我教你，从现在开始学，肯定来得及。”

从那天起，知青点的煤油灯亮得更晚了。沈言把自己带来的课本都找了出来，有《数理化通解》，有《文学史》，还有几本翻得卷了边的诗集。他白天跟着社员们下地，晚上就教小花和几个年轻社员读书写字。

张大爷拄着拐杖来看过几次，蹲在门口，吧嗒着旱烟袋，看着灯下认真学习的年轻人，笑着对沈言说：“还是你们文化人有远见，咱屯子啊，是该出几个大学生了。”

沈言只是笑。他教他们读书，不是为了让他们离开，而是希望他们能有更多选择——可以留在屯子，用知识把土地种得更好；也可以走出大山，看看更广阔的世界。就像当年的他，从四九城走到关外，最终在这片土地找到归宿，选择从来没有对错，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冬天来临前，小花真的报了名。去县城考试那天，全屯子的人都来送她，李书记把自己舍不得穿的蓝布褂子给她披上，张大爷塞给她两个煮鸡蛋，王建军的儿子念安拽着她的衣角，奶声奶气地说：“花姐姐，考个大红花回来。”

小花红着眼圈，一一应着，最后走到沈言面前：“沈言哥，我要是考不上……”

“考不上也没关系。”沈言递给她一个布包，里面是几本笔记，“这是我整理的重点，拿着路上看。记住，尽力就好。”

小花点点头，接过布包，转身踏上了去县城的路。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雪地里，沈言心里忽然有些空落落的，又有些欣慰——这孩子，像当年的自己一样，要去闯世界了。

考试结果出来那天，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在屯子口就喊开了：“小花！考上了！省师范大学！”

全屯子都沸腾了。小花拿着录取通知书，哭得稀里哗啦，跪在李书记和张大爷面前，磕了三个响头：“谢谢叔，谢谢大爷，谢谢沈言哥，谢谢大家伙……”

沈言站在人群里，看着喜极而泣的小花，心里比自己考上还高兴。他想起当年在古墓里刻下的靠山屯，想起那些平凡的身影，如今，这片土地终于送出了自己的孩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开春后，小花去省城上学了。临走前，她把沈言教她的笔记都留给了屯子里的年轻人，说：“你们也好好学习，以后也考出去，或者留在屯子，把咱这儿建设得更好。”

沈言送她到火车站，看着火车开走，心里忽然明白，所谓传承，不是把人捆在土地上，而是把知识、把希望传下去，让这片土地永远有新生的力量。

这之后，沈言成了屯子里的“先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找他学习，他把知青点改成了“夜校”，晚上点灯授课，从识字到算数，从农业技术到外面的新闻，只要大家想学，他都倾囊相授。

他的望气术，也成了“教学工具”。教大家看土壤的颜色辨别肥力，看云彩的形状预测天气，看庄稼的长势判断病虫害——这些在过去看来“玄乎”的本事，如今都成了实实在在的学问，帮着屯子增产增收。

1980年，包产到户的政策传到了靠山屯。社员们分到了土地，脸上的笑容比秋收时还灿烂。王建军扛着锄头，在自己的地里转来转去，像看宝贝似的：“沈言，这下好了，自己的地自己种，多收了都是自己的！”

沈言也分到了一块地，就在当年他种过土豆的那片山坡上。他没像别人那样急于开荒，而是先请县里的农技员来看了土壤，又根据望气术判断的风水走向，决定种果树——他知道，这片山坡的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种苹果。

“种苹果？那得等好几年才能结果啊。”张大爷不理解，“不如种玉米，当年就能见收成。”

“大爷，眼光得放长远点。”沈言笑着说，“等果树挂果了，能卖钱，比种玉米划算。再说了，咱屯子环境好，结出的苹果肯定甜。”

他真的种起了果树。从育苗到嫁接，从施肥到剪枝，样样亲力亲为。王建军和几个年轻社员看着稀奇，也跟着他种了几亩。沈言把自己从农技书上看来的知识，结合望气术观察到的果树“气色”，总结出一套种植方法，教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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