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四平东南，塔子山。

山不算高，在关外这片丘陵地带，它甚至有些不起眼。但此刻，这座长满低矮柞树和灌木的土山，成了整个世界沸腾的中心。

陈锐觉得自己的耳朵已经聋了。不是真的聋，是那种持续的、尖利到极致的轰鸣声长久占据听觉后产生的麻木。炮声、爆炸声、枪声、呐喊声、惨叫声……所有声音都搅拌在一起，变成一种单调的、撕裂神经的背景噪音。他趴在主峰反斜面一个用粗大原木和钢板加固过的观察所里——说是观察所，其实不过是个深挖后又加盖了三层圆木和覆土的坑。即便如此，每次大口径炮弹落在附近时，整个坑道都在剧烈摇晃，泥土簌簌落下，缝隙里透进的光线被烟尘遮蔽，昏黄如暮。

他举起望远镜，镜片上沾着土，视野模糊。勉强能看见前方不到两百米处，那道昨天还勉强成型的环形堑壕，此刻已经变成了一段段断续的土埂。几处被炮火重点照顾的地段，连土埂都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个个边缘焦黑、冒着青烟的弹坑，像大地丑陋的疮疤。弹坑之间，散落着破碎的枪支、炸烂的军装、还有……一些难以辨认的暗红色团块。

“团长！三号阵地电话线又断了！”通讯员满脸烟灰冲进来，嗓子完全哑了，只能靠口型和手势。

陈锐摆摆手，示意知道了。电话线？从昨天下午开始，通往各前沿阵地的电话线就被炮火炸断了十七次。通讯兵冒死抢修，已经牺牲了四个。现在，团部和各阵地之间，主要靠传令兵在炮火间隙连滚带爬地传递消息，时效性和准确性都大打折扣。

“沈弘文那边怎么样？”陈锐问旁边的参谋长。参谋长头上缠着绷带，昨天一块弹片擦过了他的钢盔边缘。

“沈主任带着技术保障组在二道沟的隐蔽所，那里挨了三发炮弹，塌了一半。他们正在抢修最后两挺还能用的重机枪，子弹……快没了，复装的哑火率高得吓人。”参谋长咳嗽着，吐出带灰的痰，“伤员已经塞满了后面所有能藏人的地方，药品昨天就用完了。重伤员……只能硬扛。”

陈锐沉默。塔子山守了五天。五天里，国民党新六军这个主力团，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每天从清晨开始，就用超过十门105毫米榴弹炮和数十门迫击炮，对这座方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山进行地毯式轰击。炮击之后，是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的波浪式冲锋。守军打退一波，下一波很快又来。阵地白天丢了，夜里组织敢死队再夺回来。循环往复。

全团从公主岭撤下来时还有两千三百多人，现在能拿枪战斗的，不到八百。弹药存量，按当前消耗速度，最多支撑到明天中午。最要命的是，从前天开始，侦察兵就报告发现敌军小股部队在向塔子山侧后运动，试图迂回。如果后路被断，全团将被合围在这座光秃秃的山头上。

“团长，”参谋长压低声音，尽管外面炮声震天，“刚才三营长老周派人冒死爬过来……说他们营能战斗的只剩六十多人了，弹药平均每人不到十发。他问……还能守多久？”

陈锐没回答。他看向观察孔外。又一波炮击开始了。这次炮火明显向纵深延伸，重点打击山腰和二道沟方向。经验告诉他，炮火延伸，意味着步兵冲锋马上就要开始。

果然，炮击还没完全停止，硝烟尚未散尽，土黄色的身影就从山下残存的树林和洼地里涌了出来。这次规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大，至少两个连，而且队形更分散，推进速度更快。冲在最前面的，是几个抱着炸药包和爆破筒的工兵，显然是要对付残存的机枪工事和雷区。

“命令所有阵地，放近打！把手榴弹集中起来，等敌人进入三十米再扔！机枪，打短点射，节省子弹！告诉沈弘文，把他那些‘铁西瓜’（大型地雷）都用上！”陈锐语速极快。

命令通过嘶吼和手势传达下去。阵地上残存的战士们从浮土里、弹坑里、尸体旁艰难地爬起身，抖落身上的土，把最后几颗手榴弹拧开后盖拉出弦，摆在手边。机枪手把打红的枪管换下，装上最后一根备用枪管。没有备用枪管的，往枪管上撒泡尿降温，滋滋地冒着白烟。

当国民党军士兵喘着粗气，脸上带着狰狞和狂热，快要冲上山顶边缘时，沉默的山头突然爆发出最后的怒吼！

手榴弹像冰雹一样砸下去，在冲锋队形中炸开一团团死亡之花。机枪吐出短促的火舌，冲在前面的士兵像被无形的镰刀割倒。几个冲得太猛的工兵触发了埋设在废墟下的“铁西瓜”，轰然巨响中，整个人被抛上半空。

但这次，国民党军没有像前几次那样溃退。后面的军官挥舞着手枪，厉声吼叫督战。更多的士兵涌上来，枪口喷着火，不断有八路军战士中弹倒下。

一处机枪工事被火箭筒击中，连人带枪炸飞。缺口被打开了！十几个国民党兵嚎叫着冲了进来，刺刀在硝烟中闪着寒光。附近的八路军战士挺起刺刀迎上去，瞬间绞杀在一起。刺刀碰撞声、怒吼声、惨叫声、利刃入肉的闷响混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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