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

南京城从硝烟中苏醒的速度快得惊人。街头残留的沙袋工事还没来得及拆除，墙上“戡乱救国”的标语还墨迹斑斑，但满城的红旗已经飘起来了。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清扫街道，商贩重新支起摊位，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在新街口缓缓驶过——虽然车窗玻璃大多破碎，用木板钉着，但毕竟又开始运行了。

陈锐站在总统府门楼上，这个昨天还挂着青天白日旗的地方，如今空荡荡的旗杆在晨风里微微晃动。他左手还吊着绷带，但已经拆了夹板，医生说再养半个月就能活动。

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很轻，但他听得出来。

“秀云。”

关秀云走到他身边，手里拎着个布包。她换了身干净的灰布军装，头发在脑后梳成利落的发髻，脸上还带着连夜工作的疲惫，但眼睛很亮。“就知道你在这儿。”

“你怎么来了？支前队那边……”

“伤员都安置好了，最后一批药品今早从江北运到。”关秀云打开布包，里面是两个还温热的烧饼，“吃早饭。警卫员说你天没亮就出来了。”

陈锐接过烧饼咬了一口，是江南的味道，带点甜。两人并肩站着，看这座正在重生的城市。

“四年前的今天，”关秀云轻声说，“咱们还在太行山里躲扫荡。吃的是黑豆，喝的是山泉水。谁能想到，四年后的五一节，咱们站在南京总统府上。”

陈锐没说话，只是慢慢嚼着烧饼。他想起更久以前——想起湘江边的尸体，想起遵义会议时那个潮湿的小院，想起黑山阻击战里冻僵的手指，想起长江上燃烧的船只。十五年，整整十五年。

“师长！”楼梯口传来李振国的声音，这位老参谋长走路还是一瘸一拐——渡江时腿上中了弹片，但他坚持不下火线。“军管会通知，十点钟在鼓楼广场举行庆祝大会，请您代表四野讲话。”

“让王副师长去吧。”陈锐说，“他口才好。”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仗是大家一起打的。”陈锐转身，“老李，你腿怎么样？”

“死不了。”李振国咧嘴笑，“医生说要躺一个月，我说去他娘的，老子还得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呢！”

关秀云瞪他一眼：“李参谋长，这话我可得告诉卫生队。”

“别别别，关主任，我错了还不行吗？”李振国赶紧告饶，又从怀里掏出个信封，“对了，楚婉如同志早上来找你，你不在，留下这个。”

陈锐接过信封，没有立刻打开。他知道里面是什么——昨天楚婉如已经跟他说过，申请调往上海工作，参与接收国民党留下的科研机构和工厂。

“她几点走的？”

“七点的船，顺江而下，现在应该到镇江了。”李振国顿了顿，“楚同志让我转告你：南京交给你了，她先去上海探探路。”

关秀云轻声说：“她是不想让你为难。”

陈锐明白。楚婉如对他的感情，这些年来似有若无，但谁都没说破。现在新中国要成立了，他是高级干部，她有海外关系，有些距离需要保持。

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是楚天明留下的唯一一张戎装照——黄埔时期的，年轻的脸庞英气勃发。信纸上只有一句话：“陈大哥，保重。帮我哥看看新中国。”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时间和地点：1926年7月，广州。

陈锐把照片小心地收进军装口袋。远处传来游行队伍的锣鼓声，越来越近。

上午十时，鼓楼广场人山人海。工人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学生举着自制的红旗，商人穿着长衫，家庭妇女抱着孩子，所有人都仰着头，看着临时搭起的主席台。王副师长正在讲话，一口东北腔通过扩音器传得很远：“……蒋介石跑啦！跑到台湾那个小岛上去啦！咱们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欢呼声像潮水一样涌起。

陈锐站在台下的人群里，没有上台。他喜欢这样看着，看那些普通百姓脸上的笑容——那是真心的笑，眼睛里闪着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挤到他身边，仰头问：“叔叔，你们真是解放军？”

“是啊。”

“那我爹什么时候回来？”男孩眼睛很大，“他说等打完仗就回家，带我放风筝。”

陈锐蹲下身：“你爹叫什么？在哪个部队？”

“叫王大柱，写信说在第三野战军。”男孩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是个憨厚的汉子，穿着军装，笑得眼睛眯成缝，“这是去年寄回来的。”

陈锐看着照片，心里一紧。他认识王大柱——淮海战役时，三野某团的爆破英雄，在炸坦克时牺牲了。庆功会上，那张憨厚的脸出现在烈士名单的第一页。

他摸摸男孩的头：“你爹是个英雄。他在打一个很远的仗，等打完了，就回来。”

“真的？”

“真的。”陈锐从兜里掏出自己的军功章——淮海战役发的，别在男孩胸前，“这个先替你爹保管。等他回来，你再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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