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8日，西安东郊灞桥。

陈锐站在刚刚封顶的厂房前，仰着头看那巨大的屋架。钢筋混凝土的立柱一排排延伸出去，像列队的士兵。阳光透过尚未安装窗户的孔洞射进来，在水泥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比沈阳的厂子大多了。”身边的老李感叹。

陈锐点点头。建筑面积五万平方米，是沈阳九厂的三倍。按照设计，这里将来要安装一千多台设备，容纳五千多名工人。生产的不再只是火箭炮，还有加农炮、榴弹炮、高射炮——新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全系列火炮。

“陈厂长！”马胜利从远处跑过来，手里扬着一份电报，“北京急电！让你马上去开会！全国军工工作会议！”

陈锐接过电报。发报单位是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时间标注着“特急”。

“什么时候？”

“明天报到。后天开会。”

陈锐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从西安到北京，火车要二十多个小时。

“老李，这边你盯着。”他转身就走，“我去收拾一下。”

关秀云正在工棚里教几个家属识字。念诚趴在旁边的小桌上，用铅笔在纸上画着什么。看见爸爸进来，他跳起来扑过去：“爸爸！你看我画的！”

纸上画着一排歪歪扭扭的烟囱，烟囱上面冒着烟。烟画成了圆圈圈，一个接一个，像一串气球。

“这是咱们厂。”念诚指着画，“这是烟囱，这是烟，这是爸爸……”

陈锐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画得好。爸爸要出差，去北京。你在家听妈妈的话。”

“北京有糖吗？”

“有。爸爸给你带。”

关秀云站起来，给他收拾行李。两件换洗的衬衣，一双新纳的布鞋，还有一包路上吃的干粮——烙饼夹咸菜，用油纸包着。

“路上小心。”她说。

“嗯。”

陈锐抱起念诚，又亲了一下。放下孩子，他看了一眼屋里那张小床，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沈弘文的遗像——楚婉如从沈阳带来的，说是要让沈弘文也看着新厂建成。

“走了。”

火车在夜色中驶出西安站。陈锐坐在硬座车厢靠窗的位置，对面是一个穿中山装的干部，四十来岁，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联共（布）党史》。两人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窗外黑漆漆的，偶尔闪过村庄的灯火。车轮轰隆轰隆响着，像一首单调的歌。陈锐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却停不下来。

西安厂的建设比预想中顺利。安德烈耶夫虽然刁难，但工人们用伊万诺夫偷偷提供的资料，自己解决了大部分技术难题。孙德胜那个主轴加工附件已经成功了，能做苏联人说要特殊设备才能加工的零件。李素珍那几个大学生，把苏联图纸吃透了，还提出了好几处改进意见。老李带着老工人们，手把手教年轻人，把东北厂的传统带到西安。

但问题也不少。原材料供应紧张，电力不足，生活物资短缺。关秀云带着家属们开荒种菜，养猪养鸡，还是不够吃。工人们一天三顿窝窝头，菜里见不到油星，却要干十二小时的体力活。已经有几个人累倒了，还有人想调回老家。

这些事，都得想办法。

还有那个钓鱼的老人。

那天之后，陈锐又去河边看过几次。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人。他问过附近的村民，都说不知道有老人钓鱼。他问过厂里的工人，也没人见过。就像一场梦，或者一个幻觉。

但陈锐知道，那不是幻觉。

那双眼睛，他绝不会认错。

3月10日，北京。

会议在总参招待所的大会议室里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军工系统代表坐得满满当当，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标语。主席台上坐着几位领导，陈锐认出了其中一个——陈赓大将，比三年前老了些，头发白了一半，但眼睛依旧明亮。

会议由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主持。他先传达了中央关于“一五计划”军工部分的部署：新建和扩建几十个兵工厂，形成完整的军工体系。然后是各个项目的汇报、讨论、协调。

轮到陈锐汇报西安厂情况时，他站起来，简单介绍了工程进度和遇到的困难。说到苏联专家刁难时，会场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陈锐同志，”陈赓突然开口，“你说的情况，不是个例。最近从各个渠道反映，苏联方面有些项目确实在卡我们。你们怎么看？”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看着陈锐。

陈锐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首长，我的看法是：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苏联能帮我们一时，帮不了我们一世。西安厂的建设，我们坚持两条腿走路——能争取的争取，争取不到的，自己干。”

“自己干？”有人质疑，“关键技术呢？精密设备呢？咱们的底子，比苏联差了几十年。”

“差几十年，就追几十年。”陈锐说，“当年在太行山，咱们连子弹都造不出来，靠缴获过日子。后来在沈阳，咱们从修理旧枪开始，最后造出了火箭炮。西安厂的条件比那时强多了。只要肯干，没有过不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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