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28日，西安东郊灞河。

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得河面波光粼粼。夜风吹过芦苇丛，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无数人在低声私语。陈锐站在河边，看着对面那个自称“老韩”的人，心跳得厉害。

“你是说……沈弘文和郑介民，见过面？”他问，声音有些发紧。

老韩点点头。他把毡帽摘下来，露出花白的头发和一道从额角斜穿到耳后的疤痕。那道疤在月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条蜈蚣趴在脸上。

“1949年4月22日晚上。”老韩说，“南京，中山陵。”

陈锐的脑海里闪过那个日子——4月22日，渡江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那天晚上，他正带着部队在南京城外与郑介民的特务队激战。而沈弘文，他的战友，那个瘦弱的知识分子，居然在那个时候去了中山陵？

“我不信。”陈锐说，“沈弘文是我的战友，他的事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

“他当然不会提。”老韩打断他，“那是他答应郑介民的最后一件事。守口如瓶。”

楚婉如从芦苇丛后面走出来，站在陈锐身边。她的脸色在月光下显得苍白，但眼睛很亮：“老韩同志，你说你送沈老师上的中山陵。你有什么证据？”

老韩看了她一眼，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表壳是银色的，已经磨损得厉害，但还能看出上面的刻字。他把表递给陈锐。

陈锐接过怀表，凑到月光下看。表盖上刻着几个字：“沈弘文存念——弟楚天明敬赠，1947年春。”

陈锐的手抖了一下。

楚天明。楚婉如的哥哥，那个黄埔系将领，那个在淮海战役后不知所踪的国民党军官。他确实和沈弘文有过交往——那是1947年，沈弘文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以中央大学讲师的身份，和时任国防部某处处长的楚天明有过几次学术往来。但这件事，沈弘文也只提过一次，说“楚将军是个有良心的军人”。

“这表……”楚婉如接过怀表，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这是我哥的。他……他给沈老师了？”

“1949年4月22日下午。”老韩说，“楚天明托人把这块表送到中山陵，托郑介民转交沈弘文。他说，如果沈弘文还念旧情，就去见他一面。”

陈锐的脑子飞快转动：“楚天明那天也在南京？”

“在。”老韩说，“他那天下午刚从上海赶回来，想见郑介民最后一面。但郑介民不见他，只让人把表收下，说‘该见的人不是他’。”

“那楚天明后来呢？”

老韩摇摇头：“不知道。那天晚上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有人说他去了台湾，有人说他隐姓埋名留在大陆。谁也不知道。”

陈锐看着那块怀表，心里翻江倒海。1947年，1949年，1954年……这些时间点像珠子一样串起来，却串不成一条完整的线。

“你继续说。”他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韩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坐下，点了一支烟。烟雾在月光下缭绕，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那天晚上，南京城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他开口，声音沙哑，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解放军已经打到城外，炮声听得清清楚楚。蒋先生上午坐飞机跑了，各大机关都在烧文件，满大街都是逃难的、抢东西的、发国难财的。”

他吸了一口烟：“郑先生那几天一直待在国防部二厅的地下室里。他不走，也不让手下人走。有人劝他，他说：‘我十六岁跟着孙中山先生革命，三十年了，现在让我跑到那个小岛上去？不去。’”

“4月22日下午，有人送来那块怀表。郑先生看了，沉默了很久，然后对我说：‘老韩，你去一趟中央大学，找一个叫沈弘文的讲师。就说，郑介民请他到中山陵一叙，事关重大。’”

陈锐问：“他怎么知道沈弘文是共产党？”

老韩看了他一眼，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陈厂长，你太小看郑介民了。沈弘文在南京三年，他早就知道他是地下党。但他没有抓他，甚至还暗中保护过他。为什么？因为沈弘文是个人才，是个真正的学者。郑先生说过：‘这种人，不该死在乱世里。’”

“我那天傍晚去了中央大学。”老韩继续说，“校园里也乱了，学生都在闹，有的要跟着国民党走，有的要迎接解放军。我在教员宿舍找到沈先生，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过江。我把郑先生的话转告他，他愣了很久，最后说：‘好，我去。’”

楚婉如问：“他……他当时什么表情？”

老韩想了想：“很复杂。有惊讶，有疑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后来我想，那可能是‘终于等到这一天’的表情。好像他一直在等这个见面。”

“我开着一辆吉普车，带他从后山上中山陵。”老韩说，“那时候中山陵已经没人了，守陵的都跑了。车开到半山腰就上不去了，我们下车走。天黑，路滑，他摔了一跤，膝盖破了，但一声没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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