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五号，下班后我正和同事在街边的小馆子里撸串，手机突然“嗡”地一声震起来——是厂里的紧急通知，西安市爆发大规模新冠疫情，二十六号凌晨起全城戒严。

“操，这么突然！”我把手里的烤串往桌上一撂，哪还有心思吃饭。顾不上回宿舍收拾铺盖卷，我扒着同事的顺路车回了家。

到家后媳妇就让我赶紧去镇上的超市，目的：囤粮！

超市里早已经乱成一锅粥，人声鼎沸得像菜市场，货架上的米面油、方便面、速冻饺子被抢得底朝天。

我挤在人缝里，见啥抢啥，胳膊底下夹着两袋大米，怀里揣着几桶泡面，直到购物袋塞得满满当当，才喘着粗气挤出人群。

谁都没料到，这场疫情会和二宝的降生撞个正着。原本的预产期在二月初，我还掐着日子盘算着到时候怎么请假，可一月一号的凌晨，睡得正沉的我被媳妇的惊呼声拽醒——她羊水破了。

窗外是浓得化不开的夜，疫情管控期的街道死寂一片，连路灯都透着股冷清。这太突然了，我手忙脚乱地摸出手机，抖着手拨通了120。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长夜，把我们送进了妇幼保健站。

中午十二点，产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护士抱着个小小的襁褓出来，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早产女婴，四斤半，得进保温箱观察。”

我和只匆匆看了一眼——皱巴巴的小脸，细弱的哭声像小猫似的。下一秒，护士就抱着孩子转身进了新生儿监护室。

媳妇“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眼泪砸在手背上，滚烫滚烫的。

她攥着我的衣角，肩膀抖得厉害，哽咽着说：“都怪我……都怪我当初不听你的话，呜呜呜……非要提前回娘家，吸了那么多甲醛……我对不起二宝啊……”

她的哭声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何尝不难受？胸腔里像是堵着一团浸了水的棉花，闷得喘不过气。

我也在怪自己，怪当初怎么就没再硬气点，把她死死拦住？要是我再坚持一下，二宝是不是就不会遭这份罪？

可看着媳妇苍白的脸，看着她刚生完孩子虚弱得连坐都坐不稳的样子，我把到嘴边的自责咽了回去。我抬手替她擦去眼泪，声音尽量放得温柔：“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怪你，二宝福大命大，肯定能健健康康的。你现在得养好身子，不然谁照顾大宝和小宝啊？”

我攥着她的手，一遍遍地安慰，直到她的哭声渐渐平息。

那会儿正是疫情最吃紧的时候，村口的路被铁皮封得严严实实，只有办了通行证的车才能通行。出院那天，我扶着媳妇站在医院门口，见车就拦，嗓子都喊哑了。十公里的路，硬生生花了五百块，司机却只敢把我们放在镇上的十字路口。

寒冬腊月的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我扶着刚生完孩子两天的媳妇，一步一挪地往家走。她的身子虚得厉害，走几步就喘，我只能半扶半抱地拖着她，脚下的路仿佛漫长得没有尽头。

刚踏进家门，我连口水都没顾上喝，转身就往村委会跑，接着又颠颠地奔去镇办公室。好说歹说，总算磨到了一张通行单——二宝还在医院里，我每天得骑着电动车，顶着寒风给她送医生嘱咐的东西。

小宝在保温箱里住了八天。八号中午，医院打来电话，让我九号一早去办出院手续，顺便带孩子打乙肝疫苗，做视力听力测试。

我揣着住院单，直奔三爷家。三爷是村里的老熟人，面子广。我陪着笑脸说了半天好话，总算跟着他一起，给他家里车办好了通行证。

九号天刚蒙蒙亮，我和三爷就踩着霜花往妇幼保健院赶。办手续、做检查、领药，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怀里抱着那个温软的小襁褓，我悬了八天的心，才算真正落了地。

出院结算的单子打出来，我看着上面的数字，心里咯噔一下——一万一。合疗报销了五千，剩下的六千，像座小山压过来。加上媳妇生孩子的花销，再加上最近给二宝买奶粉、尿不湿的钱，媳妇那一万多的积蓄，扣掉小舅子结婚随礼的五千，早就花得一干二净。这点钱哪里够？我厚着脸皮跟厂里申请，提前支了十二月份的工资，才算把窟窿填上。

更让人揪心的是，因为早产住院，二宝没能吃上一口母乳。等把她接回家时，媳妇的奶水早就回了。从此，二宝的小日子，就全靠奶粉撑着。

我原以为，熬过了这些，日子总能松口气。可命运偏要在寒冬里，再泼一盆冷水。

过年那段日子，天寒地冻，屋里的空调开开关关，温度忽冷忽热。早产儿的体质本就弱，二宝没扛住，开始咳嗽、吐奶，小脸憋得通红。抱去医院一检查，急性肺炎，得住院。

我知道媳妇已经没有钱了，站在医院走廊里，我急得团团转，最后咬咬牙，拨通了我爸的电话。听筒里的电流声滋滋啦啦的，我几乎是哀求着说：“爸，二宝住院了，手头有点紧，您能不能先帮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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