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怀里掏出最后一点黑面包(在“海燕号”上安德斯给的那个三明治剩下的),就着皮袋里最后几口水,艰难地咽了下去。食物少得可怜,但聊胜于无。饥饿感依旧灼烧着胃,干渴的喉咙也并未得到多少缓解,但至少,他还活着,并且踏上了斯德哥尔摩的土地。
他不敢完全睡去,在这种地方,沉睡意味着危险。他强迫自己保持半清醒状态,耳朵捕捉着外面一切可疑的声响,同时,脑子开始飞快运转,规划明天的事宜。
首要任务是找到北桥区卡尔贝里斯街14号,找到阿恩·斯特兰德伯格律师。但他对斯德哥尔摩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东南西北。他需要一份地图,或者向人问路。但向谁问?怎么问?一个没有身份证明、衣衫褴褛、口音明显的外国青年,在街头打听一位律师的住址,这本身就会引起怀疑。也许可以找报童,或者看起来比较和善的店主?但风险依然存在。
他想起了“海燕号”上安德斯转达的那个神秘名字——“埃克贝里”。那个可能会在斯德哥尔摩找他或给他东西的人。是敌是友?会是斯特兰德伯格律师派来的人吗?还是别的什么势力?他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也许,斯特兰德伯格律师本身就是一个陷阱?约翰逊律师信任他,但时过境迁,人心难测。
不,不能这么想。约翰逊律师用生命保护了这些文件,将它们托付给自己,指引自己来找斯特兰德伯格,这必然有他的深意。他必须相信这条线索,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指引。
其次,他需要钱。身上的铜币所剩无几,根本无法支撑他在这个大城市里的基本开销。食物、饮水,甚至可能需要的临时住所……都需要钱。他摸了摸怀里贴身藏着的、母亲留下的银牌。这是母亲唯一的遗物,他绝不愿意变卖。也许……可以试着找点零工?码头搬运?或者别的什么短工?但同样,没有身份证明,找工作谈何容易,而且极其容易被盘剥甚至举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必须极度谨慎。斯德哥尔摩虽然属于瑞典,相对沙俄控制下的芬兰要自由,但并非法外之地。瑞典也有警察,也有维护治安的机构。他这样没有合法身份、形迹可疑的外来者,一旦被盘查,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谁又能保证,沙俄的密探和眼线,没有渗透到这座城市?毕竟,瑞典和沙俄关系复杂,瑞典国内也有亲俄的势力。他不能掉以轻心。
一个个难题像沉重的石块压在心头,但基莫没有感到绝望。比起在赫尔辛福斯被追捕,在海上漂泊,在森林中逃亡,此刻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找到斯特兰德伯格律师),并且已经置身于目标城市,这已经是巨大的进展。困难很多,但总会有办法。一步一步来,先熬过这个夜晚,天亮后,想办法搞清方向,前往北桥区。
他靠在冰冷的砖墙上,听着外面偶尔传来的、远处码头的声响,以及近在咫尺的、老鼠在废弃物堆中窸窸窣窣跑动的声音,在疲惫、寒冷和饥饿的夹击下,意识逐渐模糊。但他依然强迫自己保持警觉,每隔一段时间就掐一下自己的大腿,驱散睡意。漫漫长夜,在斯德哥尔摩这个肮脏隐蔽的角落,在寒冷和未知的包围中,缓缓流逝。
当天边第一缕灰白的光芒,艰难地透过排水沟缺口的缝隙,渗入这个阴暗角落时,基莫睁开了布满血丝的眼睛。他几乎一夜未眠,只是断断续续地浅眠,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立刻惊醒。浑身酸痛,尤其是靠在冰冷砖墙上的后背和肩膀,几乎僵硬。喉咙干得冒火,胃部因为饥饿而痉挛。但他强迫自己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冻得发麻的四肢,小心地探头出去,观察外面的情况。
天光微亮,码头区开始苏醒。远处传来工人上工的嘈杂声,马车的轱辘声,蒸汽机启动的嘶鸣。仓库后面的空地依旧僻静,但已能看清周围的景象,一片狼藉。
他爬出排水沟缺口,在清晨冰冷的空气中做了几个深呼吸,试图驱散一夜的困倦和阴霾。然后,他仔细拍打掉身上沾着的灰尘、草屑和蛛网,整理了一下皱巴巴、沾着污渍的衣服,用口袋里最后一点相对干净的布条擦了擦脸。他看起来依然落魄,但至少不是刚从泥地里打滚出来的样子。
该行动了。他需要打听去北桥区的路。直接问“卡尔贝里斯街14号”太显眼,可以先问北桥区的大致方向。他想了想,决定冒险去昨晚拉斯提到的“三只渡鸟”酒馆附近看看。清晨,酒馆可能还没开门,但附近或许有早起的摊贩或工人,相对容易搭话,而且那里离这个藏身点不远。
他凭着记忆,小心翼翼地穿过仓库区,避开已经开始忙碌的码头装卸区,朝着昨晚来的街道方向走去。清晨的南城街道比夜晚多了几分生气,但依旧显得肮脏破败。早起的小贩推着车叫卖着热咖啡和简单的早点,工人们行色匆匆地赶往工厂或码头,空气中弥漫着煤烟、马粪和廉价食物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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