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的黎明是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冰冷的细雨中到来的。雨丝并不大，但绵密如针，混合着尚未散尽的浓雾，将伦敦东区浸泡成一片深浅不一的、令人沮丧的灰黑色。雨水冲刷着屋顶的煤灰，在狭窄的街道上汇成一道道浑浊的、漂浮着垃圾的细流，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石头、腐烂的木头和无处不在的煤烟气味。

基莫蜷缩在“锚与链”棚户区那漏风的木板棚里，被一阵顺着缝隙钻进来的冷风和远处隐约的争吵声惊醒。他第一时间摸了摸怀里的油布信封和钱袋，冰凉的触感带来一丝扭曲的心安。肩膀和后背的肌肉经过一夜休息，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湿冷空气的侵蚀下变得更加僵硬酸痛，每一次细微的动作都牵扯出清晰的痛感。他慢慢坐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倾听着棚户区清晨的动静：婴儿的啼哭，女人的咒骂，男人沉重的咳嗽，还有雨点敲打各种材质屋顶的噼啪声。这里比“水手之家”或“河鼠”客栈更加粗粓、混乱，但也因此更加不为人注意。

今天是星期五。距离那个至关重要的“主日黄昏”，还有两天两夜。时间不多了。昨天在码头听到的关于“芬兰佬”酒馆的传闻，像一根细微的刺，扎在他的意识深处。那可能是一个陷阱，也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通向同胞或流亡者网络的线索。他必须去探查，但必须以最小的风险。

他嚼碎了最后一点渡鸦留下的硬饼干，用棚屋外一个积满雨水的破木桶里舀起的、带着铁锈味的冷水勉强漱了漱口。雨水浸透了他的旧水手外套，让原本就粗糙的布料更加沉重冰冷。他将衣领竖到最高，压低了帽檐，走出了这个临时的栖身之所。

他依然需要工作。不仅是为了那几个便士，更是为了维持“寻找零工的落魄外国水手”这个身份。在找到新的线索或接头成功之前，这个身份是他最好的保护色。他再次来到码头区，但今天换了另一个相对较小的货运码头。这里的工头同样粗鲁，条件同样苛刻，但好在没人认识他。他扛了半天的麻袋，感觉肩膀的旧伤在粗糙麻袋的摩擦下火辣辣地疼，但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弯腰、扛起、行走、卸下的动作。汗水混合着雨水，浸透了里衣，又在寒冷的外套下变得冰凉。

午饭时，他领到了和昨天一样粗糙的食物，找了个远离人群的角落，背靠着一堆湿漉漉的帆布坐下，一边小口吞咽着坚硬的面包，一边用眼角余光观察着周围。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吃饭、闲聊，话题依旧是抱怨、女人、赌博和道听途说的传闻。今天，他听到了一段新的、让他心头一紧的对话。

“……听说了吗？舰队街那边，好像有警察在查一家关了门的印刷所。”一个满脸胡茬的老工人压低声音说，但码头的嘈杂让他的声音并不算太小。

“印刷所？查什么？欠债了？”另一个年轻人不以为意。

“不清楚。我有个侄子在那边送报，说看到有穿便衣的，不像是普通巡警，在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了，还找人问话。就前街拐角那家，好像老板是个外国人，叫什么……埃什么来着。”

“外国人？那多半是惹上麻烦了。这年头，少跟外国人扯上关系。”第三个工人嘟囔道，吐出一口浓痰。

“可不是嘛。听说不止警察，好像还有别的人也在打听，看着就不像好人……”

基莫的心沉了下去。警察介入，还有“别的人”——很可能就是监视出版社的那些人，或者沙俄的秘密警察。这说明埃克贝里的事情可能闹得更大了，已经不限于秘密监视，而是引起了官方层面的注意，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调查。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意味着，不仅埃克贝里本人处于危险之中，任何与他有关联的人，包括那个失踪的伙计，甚至任何试图打听他的人，都可能被纳入调查的视线。这也让周日黄昏在教堂的会面，风险陡然增加。谁能保证，警察或者那些“别的人”，没有注意到圣邓斯坦教堂这个可能的联络点？那封被他取走并销毁的信，是否已经被对方察觉？

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继续小口啃着面包，仿佛对周围的谈话漠不关心。但胃里像是结了一块冰。他必须更加小心，行动必须更加隐蔽、更加迅速。

下午的工作在沉闷的雨雾中继续。基莫扛着沉重的麻袋，思绪却在飞速旋转。他需要尽快侦察“狗巷”的“芬兰佬”酒馆。如果那里真的“有眼睛盯着”，他必须确认这一点，并判断是暂时避开的监视点，还是已经暴露的危险陷阱。但他不能直接走进去询问。他需要一个更巧妙的办法。

机会在收工前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同样在码头打短工的、看起来有些憨厚的年轻工人，在扛一袋特别沉重的货物时滑了一跤，膝盖磕在湿滑的木板上，疼得龇牙咧嘴。基莫正好在旁边，顺手扶了他一把，帮他把货物归位。那年轻人感激地看了基莫一眼，用生硬的英语说了声谢谢，口音带着明显的北欧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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