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在纸上写下第七个名字的时候，铅笔尖断了。

断得不是时候。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麻雀从电线杆上飞走，久到走廊里的脚步声远了又近。

这个名字后面画着一个问号，问号的尾巴拖得很长，戳破了纸——他犹豫的不是要不要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愿不愿意来。

研究室挂牌是三天前的事。牌子上写着“特种武器研究室”，白底黑字，挂在三楼最里头那间办公室的门框上。牌子挂上去的时候，厂办的副主任老孙站在旁边看了半天，嘬了嘬牙花子，说了一句：“老陈，这牌子挂着容易，摘下来就难了。”

陈衡没接话。他拿手抹了抹牌子上的灰，转身进了屋。

屋里什么都没有。两张桌子，三把椅子，一块黑板，一个铁皮柜子。窗户朝北，光线不好，白天也得开灯。陈衡从别的科室要了一盏台灯过来，灯罩是绿的，开关是拉线的，拉线的时候里边的铜片会“啪”地响一声。

那天他把灯拉亮，摊开一张白纸，开始写名字。

第一个名字是小刘，刘建国。第二个是钱师傅，钱宝根。第三个是小王，王建设。第四个是一个打了叉的名字——原来想调一个搞弹道的，打了三个电话，人家不来。叉划了两道，力透纸背。第五个是李梅。第六个他空着，没写。

今天早上老周来了，站在门口没进来，探着半个身子说：“老陈，我给你推荐个人。”

陈衡说：“谁？”

老周说：“我侄子。”

于是纸上多了第六个名字：周小军。老周说他二十三，在隔壁县的农机厂当车工，技术好，但厂子快发不出工资了。

陈衡说：“让他来试。”

老周说：“明天就带来。”

现在纸上有了六个名字，加上陈衡自己，七个。第七个他没写，因为第七个就是他。

他把断了的铅笔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摸出一支新的。这间办公室原来是间库房，抽屉里有老鼠屎，还有半包发霉的烟。陈衡把烟扔了，留了几颗老鼠屎在角落里没扫——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扫，可能是忘了，可能是觉得扫不扫都一样。

他用新铅笔在刘建国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问号，在钱宝根后面也画了一个，在周小军后面画的问号最大。

问号不是问他们能不能干，是问他自己能不能把人要来。

昨天他去人事科调档案，人事科长老赵坐在办公桌后面，端着搪瓷缸子喝茶，叶沫子漂在水面上。陈衡说要调几个人，老赵问他调谁，他报了刘建国的名字。

老赵把缸子放下，翻了翻花名册，说：“刘建国？去年才分来的大学生，哈工大的？”

陈衡说是。

老赵说：“技术科能放人？”

陈衡说：“我去说。”

老赵看了他一眼，那眼神的意思很明白——技术科要是能放人，我把这缸子吃了。

陈衡没理会那个眼神，继续报名字。报到钱宝根的时候老赵笑了，说：“钱师傅六十多了，你让他去跟你折腾？”

陈衡说：“返聘手续我来跑。”

老赵不笑了，把花名册合上，说了一句：“老陈，你这事儿不好办。”

不好办也得办。

陈衡把铅笔放下，站起来，推开门走了出去。

技术科的绘图室在三楼东头，门虚掩着。陈衡推门进去的时候，刘建国正在画图。绘图板斜支着，铅笔、橡皮、三角板、比例尺，摆得整齐齐。刘建国弯着腰，左手按着纸，右手握笔，画一道线，停一下，再画一道。

图上的线条细得像头发丝，尺寸标注密麻。

陈衡站在他身后，看了四分钟。

这四分钟里刘建国没有抬头。不是不知道身后有人——绘图室的木地板踩着会响，陈衡进来的时候他就应该听见了。但他没抬头。他画他的线，一道接一道，手稳得像焊在绘图板上。

陈衡注意到他画线的习惯：先画轮廓，再画剖面，最后标尺寸。每一道线的力道都一样，起笔和收笔没有顿挫。老手的线会有轻重，轻的地方是心里有数，重的地方是提醒自己注意。刘建国的线没有轻重，所有的线都一样。

陈衡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大，但绘图室里太安静了，显得那句话很响：“来我这边干。”

刘建国的手停了。他把铅笔放在绘图板的凹槽里，转过身来。他戴着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眯着。他看着陈衡，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手又伸向铅笔，摸到了笔杆，没拿起来，指腹在笔杆上蹭了两下。

“陈工，”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发虚，“我才毕业不到一年。”

“我不要你的经验，”陈衡说，“我要你的脑子。”

刘建国沉默了四五秒。然后他点了点头。点头的动作很小，下巴往下沉了一下，马上就抬起来了。

“什么时候？”刘建国问。

“等我通知。人齐了统一报到。”

他转身往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刘建国已经转回去了，拿起铅笔，继续画线。但这一次，一道线的起笔顿了一下，留下了一个比别处稍粗的点。刘建国盯着那个点看了两秒，拿起橡皮，小心翼翼地擦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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