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国把放大镜压在介绍信上，凑近了看。

公章边缘有一圈细细的重影。

不是印章本身的问题，是底模的问题——橡皮刻的，边缘有毛边，第一次盖没对准，补盖了一遍，两次叠在一起，留下这道痕迹。

他用拇指按住公章，想了想，把放大镜放到一边，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外面厂区的声音照常进来——换班的哨声，食堂方向的铁盆碰响声，锅炉房那边隔几分钟就有一声咣当。

他睁开眼，拿起电话，拨了省厅专线。

等了大约五秒，那边接了。

“厂里进了条鱼，但脱钩了。”

对方沉默了三秒，问：“在里头待了多久？”

“不到半小时。问了几句价格就走了，没带走任何东西。”

“加强保护，我们派人来。”

电话挂了。

孙建国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看。厂区里一切照旧，工人来来去去，没有任何异常。他把窗帘合上，回到桌前，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划了两下，又写了几个字。

当天下午，新的保护方案就下来了。

陈衡的活动范围缩减为四个点：办公楼、研究室、宿舍、食堂。四个点之间的路线是固定的，绕不开，沿途放了暗哨。要去别的地方，必须提前向孙建国报批，孙建国亲自审。

小赵是这个月刚从省厅借调来的，话不多，个子不高，走路没什么声音。他被指定为陈衡的专职陪同，白天晚上都是，连上厕所都在门口等着。

第一天，陈衡从研究室出来去食堂，走到楼梯口，发现小赵已经站在那儿了。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

陈衡看了他一眼，没再问，直接下楼。

小赵跟上去，脚步无声，像块膏药。

家属区那边也有了动静。陈德厚家对门新搬来一个住户，三十多岁，自称是厂里调来的技术工，在对面租了间屋子。这人每天上午拿一份报纸坐在门口，翻来翻去都是同一页，从没见他翻到过第二页。

陈德厚第三天就看出来了。

他吃完晚饭，把碗放进水盆里，没立刻洗，站在窗边看了那人一会儿，转身从床头柜最下面摸出一包花生米，拿了两把装进口袋，出了门，走过去，把花生米往那人手里一塞。

“坐着看报纸，手里有点东西好打发时间。”

那人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等他捏着花生米看了看，再抬头，陈德厚已经转身回屋了。

第二天，那人换了一份报纸，报纸里夹着一包糖。

陈衡后来听孙建国说起这件事，孙建国讲到花生米，停了一下，说：“你爸这个人……”后面的话没接下去。

陈衡说：“他就这样。”

——

陈衡本人倒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路线是固定的，他就走固定的路；要报批就提前报；小赵跟着就跟着，没碍着他什么事。老周说他“走路像竞走，看见人就低头”，他说那是因为走得快，跟被不被盯着没关系。

老周不信，但也没再说。

真正出问题的是电话。

厂里给陈衡用的电话线接了一路监听，外面打进来的电话先经过一个中转，才转到他那边。中转的人得先开口确认来者身份，才能转接。

陈德厚不知道这个安排。

他第一次打来，听见陌生声音问“你找谁”，怔了两秒，以为打错了，挂了重拨，又是同一个声音。他这才反应过来，没打错。

第二次，他报上名字，等了差不多二十秒，才听见儿子的声音。

他没说什么，把事说完，挂了，坐在椅子上想了半天。

第三次，他憋不住了，开口就问：“我跟我儿子说话，还要你批准？”

那边的人大概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沉默了一秒，才说：“对不起，程序就是这样。”

陈德厚把听筒往叉上一摔，出了一口气，又拿起来，重新拨。

下午，陈衡接到父亲电话，那头的声音比往常低一截：“小衡，我是不是成了你的累赘？”

陈衡握着听筒，隔了两秒才开口。

“爸，你不是。”

“我出门有人跟，打电话有人听，去邻居家下棋，人家说最近不方便——”

“爸。”陈衡打断他。

那头停住了。

陈衡没找到什么合适的话，想了两秒，说：“你吃饭了没？”

“……吃了。”

“那就行。”

又沉默了几秒。

“行。”陈德厚说，“我忍着。”

嘟嘟嘟的声音响起来，通话断了。

陈衡把听筒放回叉上，看了一眼桌上的图纸，重新坐下，拿起铅笔，继续画。

——

孙建国是晚上十点来的。

研究室的灯还亮着，陈衡在修那张炮架工艺图，改老周提出的那七处问题，一处一处核对，改完了重新誊。孙建国进来，没开口，拉了把椅子坐在旁边，把台灯的灯头拨了个角度，照着桌子中间，两个人都在灯圈边上，亮不亮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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