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

陈砚把那份《关键公共能力参与规则》完整打印出来。

一共四十七页。

第一页写得很简单。

用户有权退出服务。

第二页开始变复杂。

用户退出后。

机构仍可向公共网络上传最低必要信号。

不上传姓名。

不上传聊天记录。

不上传病历。

只上传六项内容。

第一项：

身份识别码。

第二项：

机构类型。

第三项：

信号类型。

第四项：

信号等级。

第五项：

发生时间。

第六项：

信号是否持续。

苏晚看完。

“身份识别码是什么意思？”

“长期加密编号。”

陈砚说。

“看不见名字。”

“但学校、医院和社区能确认是不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

“它还是能把不同地方的信号连起来。”

“对。”

“用户退出以后，编号会删吗？”

陈砚翻到第三十六页。

“不会。”

“为什么？”

“为了防止重复识别失败。”

苏晚看了他一眼。

“说人话。”

“怕他退出以后换个地方。”

“系统认不出还是同一个人。”

这句话说出来后。

病房外间安静了几秒。

退出服务。

不代表退出识别。

系统仍然保留一个号码。

学校不用知道医院里发生了什么。

医院也不知道社区记录了什么。

可公共网络知道：

这三个信号属于同一个人。

上午九点。

秦政的信息窗口开始。

陈砚没有把四十七页全给他。

只整理成一张表。

秦政看完六项内容。

问：

“信号类型有哪些？”

陈砚打开附件。

一共一百二十七种。

前面二十多种。

大多比较明确。

确诊传染病。

严重药物不良反应。

重大系统漏洞。

明确失联。

现实暴力威胁。

严重医疗异常。

这些信号确实可能涉及公共安全。

比如传染病。

一个人可以不使用医院的智能服务。

但医院仍然可能依法上报。

因为这不只关系他自己。

药物严重不良反应也是一样。

需要汇总。

才能发现某批药物有问题。

秦政看到这里。

“这些可以单独谈。”

苏晚点头。

不能因为反对长期监控。

就把所有公共上报都取消。

真正的问题在后面。

从第三十一项开始。

信号越来越模糊。

连续缺课。

两次未复诊。

夜间高频使用。

家庭联系减少。

拒绝社区访问。

关闭支持服务。

删除历史数据。

拒绝后续调查。

长时间不回应系统。

多次修改紧急联系人。

退出关系分析。

申请关闭跨平台识别。

秦政看到最后一项。

抬起头。

“关闭识别。”

“也会被识别？”

陈砚点头。

系统认为。

一个人突然关闭多个支持功能。

可能说明：

他正在失去帮助。

或者试图避开风险发现。

所以。

退出本身需要保留成一个最低信号。

秦政看着那张表。

“他退出。”

“系统记住他退出。”

“对。”

“他要求删掉记录。”

“系统再记一条。”

“数据删除请求。”

“对。”

“他拒绝后续联系。”

“再亮一盏灯。”

陈砚没有再回答。

答案已经很清楚。

一个人越想离开。

留下的退出信号就越多。

系统会越来越担心他。

最后。

退出变成了无法退出的理由。

顾医生站在旁边。

问：

“关闭服务为什么算风险？”

陈砚说：

“因为有些高风险用户会突然停止治疗。”

“或者切断联系。”

顾医生说：

“有可能。”

“嗯。”

“但病人停药。”

“和他关闭一个聊天软件。”

“是一回事吗？”

“不是。”

“那为什么都叫退出信号？”

陈砚翻到分类说明。

系统把它们统一归入：

支持中断类。

顾医生皱眉。

“这名字太大。”

停药。

没去复诊。

退出校园助手。

不想填问卷。

关闭家庭分析。

全部叫：

支持中断。

名字一大。

差别就没了。

上午十点。

委员会决定做一次简单测试。

找过去半年已经明确退出CHJI的用户。

看看他们退出后。

系统还在上传什么。

样本不使用真实姓名。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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