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那盏煤油灯亮到后半夜。

桌上一本旧笔记本，半截铅笔，几张从研究室带回来的空白稿纸，还有一只搪瓷缸。

缸里的水早凉了。

陈衡坐在桌前，袖口卷到小臂，铅笔尖在纸上走得很快。

纸面上密麻麻，全是符号、曲线、假设条件和校核项。

弹药设计里，最难的从来不是把弹头和药筒凑到一起。

那叫装配。

真正要命的是装药量。

多一点，膛压上去，后坐力也上去，枪还没护住人，先把人手腕干废。少一点，初速不够，侵彻不够，关键时候只听个响。

陈衡揉了揉太阳穴，把上一页算到一半的推导划掉。

“不对。”

他低声说了一句。

隔壁房间传来陈德厚压低的咳嗽声，很快又安静下去。

陈衡抬头看了眼门缝。门缝底下没有光。

他重新低下头。

这枚七点六五毫米级配套弹，不能按现成手枪弹路子走。

脑子里的枪弹资料太多，可现在不是现代实验室。没有高精度传感器，没有成套测试靶道，没有稳定批次的现代发射药，更没有随手就能调的材料数据库。

前世很多参数，放在这年头只能当方向，不能当答案。

他在纸上写下三个字。

安全边界。

然后在下面列约束条件。

膛压。初速。后坐冲量。枪机运动裕度。药筒强度。环境温差。

每一项后面，都留着空格。

不是给答案留的。是给现实留的。

他翻开前一页。那上画着简化坐标轴，几条曲线互相交叉——一条是根据现有发射药性能估出来的燃速区间，另一条是枪机系统允许的反作用范围。再往下，是弹头质量、药室容积、弹道稳定性之间的粗略匹配。

所有数值都写成代号。没有具体装药数字。

就算这沓纸半夜被人偷走，对方也只能看见一堆门槛，看不见门后那条路。

陈衡把铅笔在指间转了半圈，忽然停住。

前面那组计算里，他默认了发射药批次性能的稳定性。

错了。

这个年代的生产条件，批次差异不能忽略。

他放下笔，闭眼回忆。前世参与某型号定型试验时，有一组数据让整个团队吵了三天——同一批次火药，夏季生产和冬季生产的燃速差了将近8%。不是配方问题，是干燥工艺受环境温湿度影响。最终那个型号的装药窗口被迫收窄了一档，才把批次波动吃进去。

1974年的条件比那时候还差。

他拿笔在燃速曲线旁边画了条虚线，标注“批次波动带”。然后把原先算出的最优装药区间往回压了一档。

纸面性能掉了。

初速降了大约十五米每秒，侵彻深度浅了两三毫米。

但安全裕度宽了将近一倍。

他盯着那组新数字看了几秒，没有犹豫。一个“差不多”的工程师会心疼那十五米每秒，一个活过来的工程师只会庆幸自己把它让出去了。

煤油灯火苗晃了晃。窗外有夜风，吹得窗纸发轻响。

陈衡没抬头。他在算另一件事。

不是“能不能打出去”。

而是“最差条件下，还能不能安全打出去”。

高温。低温。药量微差。弹头阻力波动。枪管磨损三千发后的膛径变化。射手握持不稳导致的闭锁偏差。

他逐项列出来，逐项代入。

笔尖越写越短。桌边削铅笔的小刀被他摸了三次。每一次刀刃刮过木屑，声音都轻得很。

他怕吵醒陈德厚。

到后半夜，纸已经铺满半张桌子。

最上面几张是弹道计算。下面压着药室容积修正。再下面是枪机运动关系。

第四组计算结果出来时，陈衡停了。

和前三组不一致。

眉头压低，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揉了两下。

不是那种突然的疼。是长时间绷着神经后的钝痛。这具十六岁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体力跟不上前世那套脑力压榨法。

他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凉水，清醒了些。

重新翻开第四组的推导过程，逐行往回查。

第三页，第七行。

找到了。

药室容积修正时，他把弹壳壁厚按照标准值代入。但实际上，下午在弹药库看过的抽检记录里，有两个批次的壳壁厚度偏薄——偏薄0.05毫米，药室等效容积就大了将近2%。这2%吃进装药计算里，膛压峰值会往下掉一截。

掉下去的那截，正好解释了第四组的数值偏低。

不是算错了。是现实比纸面复杂。

陈衡把那张纸抽出来，在偏差位置画了个圈，旁边标注：“壳壁公差——须纳入边界条件。”

然后重新跑了一遍。

这次四组对齐了。

他把算错的前一版撕下来，没扔，夹到笔记本最后。错稿不能丢。日后做试验设计时，这些“错”本身就是试验点。

他重新起笔，把发射药性能区间拆得更粗。不再追求漂亮的理论峰值，而是让曲线落在更宽的安全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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